“為什么偏偏是我？”受訪的校園欺凌受害者想不明白。傷害來得毫無緣由，可能是因為外貌的某些特征，或是性格內向不合群，抑或是家境普通，甚至可能因為優秀出眾。他們因此負上“原罪”，莫名其妙成了被針對、孤立、欺凌的對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校園暴力與欺凌-全球現狀報告》指出，全球各地都存在校園暴力與欺凌現象，影響著許許多多的兒童和青少年。相關估算顯示，每年約有2.46億兒童和青少年遭受某種形式的校園暴力與欺凌。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推出關注校園欺凌的特別報道，關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采訪了多位卷入過校園欺凌的人，包括被欺凌者和旁觀者。

時隔多年，當被欺凌者回憶起那段黑暗的歲月，發現傷疤并沒有痊愈。她們經歷了漫長的自我救贖，“被欺凌的恐懼感依然在夢里反復攻擊我”，“希望當時有人能告訴我，我沒有錯”。

有人找到了當年實施欺凌的人想要討回一句“對不起”，結果對方已經全然忘記。說“我忘了”，欺凌者只需要一秒鐘；說“我沒事”，被欺凌者卻可能需要一輩子。

“我無處可逃”

卡比（化名）被欺凌的經歷從幼兒園一直持續到高中。她是一名孤獨癥譜系（又稱自閉癥譜系障礙）人士，小時候不善于語言表達，喜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因為言行舉止跟同齡人不一樣，她被當作異類，幾乎走到哪都沒有朋友，總是孤零零一個人。

最嚴重的是初中時期。她初中就讀的是一所封閉管理的寄宿制民辦學校，所有同學從早到晚衣食住行都在一起。“那是一所所謂的貴族學校，但我一點都沒覺得同學們‘高貴’，相反，他們在我的記憶里很野蠻。”

駝背、皮膚黑、長痘、戴牙套、天生汗多，因為這些特征，一入學她就被同學們用異樣的眼光看待，總是被調侃“你有沒有洗澡”。有人嘲弄男同學會說“喜歡”她；有人偷偷翻她桌柜里的日記，明目張膽留紙條說“被我看過了”；她在課堂上發言或在講座上提問，底下的同學會用嘲諷的眼神盯著她，惡意模仿她。

難得有人向她示好，她興奮不已，非常珍惜，以為終于有了自己的朋友。沒想到，他們只是想利用她，讓她幫忙欺騙老師。年級里評出幾大“神獸”，她是其中之一，幾乎被全年級的同學孤立。“我什么都做不了，感覺自己無處可逃。”

漸漸地，她不敢講話，越來越內向、自卑，不管站著還是坐著都不知道手該往哪放，總想遮住自己的臉。卡比說：“校園欺凌最可怕的一點是，每一個動作都有可能成為大家攻擊和嘲諷的對象。我擔心自己做什么都是錯的。”

從二年級開始，李由（化名）就掉進了校園欺凌的“黑洞”。她當時在一個二線城市里就讀最好的小學，成績優秀，深受老師重視。在班上，她有兩個朋友，一個外向、一個內向，家境較好，社交能力很強。但朋友很強勢，總是要求她按照她們喜歡的樣子做，否則就威脅李由絕交。

李由覺得這樣的關系太不平等，不想一忍再忍，拒絕了她們的一次要求，結果雙方一下子反目成仇。“那時候我太小太天真了，完全沒有意識到，一場針對我的圍剿即將開始。”

這兩位女同學憑著活躍的社交，不斷拉攏朋友，把李由以前的秘密全都包裝成“黑料”說出去，還向其他人許諾，只要加入討厭她的行列，這個小團體就可以給對方好處。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為了拉攏李由的男同桌，欺凌者答應這位男同桌畫他喜歡的女生的裸體，供他玩“黃色游戲”。而就在剛才，被畫的女同學因為要出國，跟大家分開而傷心哭泣，欺凌者還上去擁抱了她。李由不敢相信，原來人有這么多副面具。

欺凌者還專門拉攏不少調皮搗蛋的男生來攻擊她，例如在她的課本上寫下 “BT”（變態）、“NC”（腦殘）的縮寫，趁她去洗手間的空隙踩她的桌子，把她的書甚至整個書包扔進垃圾桶，或者專挑當天要做的練習冊扔了。李由晚上回到家找不到作業，第二天交不上作業，被老師批評。次數多了，她只好晚上又折回學校請求門衛開門找書。

她還要忍受肢體的攻擊，一些男同學會故意打她，在排隊上下樓梯時踩她的鞋讓她摔倒，狡辯說“開玩笑”“是我的手自己在打你，不關我的事”。女同學則在背后散播流言抹黑她的名聲，或者表面上裝作對她很好，一轉身就把她送的東西扔掉。漸漸地，她被全班同學孤立。

根據《校園暴力與欺凌-全球現狀報告》的界定，校園暴力涵蓋身體暴力（包括體罰）、心理暴力（包括言語虐待）、性暴力（包括強奸和騷擾），以及欺凌（包括網絡欺凌）。現有的數據表明，校園里的身體暴力并不如欺凌那么普遍。最常見的欺凌形式為：口頭侮辱、罵人、起惡意的綽號；毆打、直接攻擊和偷竊；威脅、散布謠言和社交排斥與孤立。

校園暴力與欺凌的定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校園暴力與欺凌-全球現狀報告》截圖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課題組2020-2022年針對3108名未成年學生的調研顯示，53.5%的學生遭受過校園欺凌。

被卷入的集體狂熱

給被欺凌者帶來傷害的，不僅是帶頭的人，還有周圍人的態度。“一個善良的人被放在一個集體當中，可能也會在集體狂熱中被卷入非理性行為。”卡比說道。

為何校園欺凌容易形成群體性行為？在社會心理學中有一個概念叫做“黑羊效應”，指的是在一個群體中，一些“本質不壞”的人會自發性地對某一個成員進行“無形”的攻擊。

因為孤獨癥譜系特征，不止在學校里，就連校外興趣班也沒人愿意跟卡比玩。在一個游泳培訓班里，每次訓練完洗澡，浴室隔間沒有門，她們就會跑過來圍堵卡比，一群人對著她的裸體指指點點。卡比被強烈的羞恥感和恐懼感包圍著，無處可逃。

學校宿舍每間住了6個人，但每一次大掃除，刷廁所的都是她。晚上她上床睡覺，舍友們就刻意大聲聊天吵她。她提過意見，但舍友非但無視，還會當著她的面暗諷她。她只好每天晚上躲到陽臺，關上門，一個人哭。

穿行的車輛、靜默的路燈、空中劃過的飛機……她透過蒙眬的淚眼望著這個世界，“覺得我好像是上天制造出來的次品，要么是生來戴的原罪，要么是上輩子造的孽，要被這樣懲罰”。

被集體無意識的惡傷害的，還有更多人。直到現在，默默（化名）還有比較嚴重的容貌焦慮。因為皮膚黝黑，她經常被高中班主任“開玩笑”說像黑猩猩。高一運動會開幕式，班級統一表演廣播體操，班主任三番五次點她的名字，說“動作怪異，像猴子”，并且鼓動其他同學一起嘲笑她，甚至拿手機錄像，說要發到班級群和家長群讓大家都看看。自此之后，班上同學經常嘲笑她丑。

班主任上課時用的ppt里有皮膚黑的人或者動物，都會問大家“這像誰”，她的名字被同學響亮地喊出來，然后大家笑作一團。沒有人理會她的感受。她回家哭得不能自拔，患上嚴重的外貌焦慮。她沒有把老師的行為告訴家長，而父母覺得是她過于關注外貌輕視學業導致的，反過來教育她，這讓她更加崩潰。

在校園欺凌事件中，旁觀者的態度轉變是微妙的。海苔（化名）記得，曾經班上有一位女同學被男同學欺凌，剛開始她還和這位女同學要好過一段時間，后來班級里對她的風言風語增多，海苔選擇疏遠她，“在她被欺凌得最嚴重的時候，我剛好也構成了冷暴力的一環”。

當欺凌一個人變成一個集體的“正確法則”，旁觀者也被迫站隊。小茜（化名）記得，初中班上某個女同學本來有一些朋友，但因為家境普通，有的朋友吐槽她，漸漸地男生們也加入，一時間孤立和批判她成了大家的“習慣”。

在這個班里，同學們普遍家境都不錯，小茜感覺自己跟這位女同學是相似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的孩子，她自卑、小心翼翼，沒有勇氣對這位女同學公開釋放善意。被欺凌的悲劇沒有發生在她身上，但又切實發生在她心里。

小魚（化名）很想有人“拉一把”當時的自己。高三一整年，她在班上幾乎沒有朋友，因為跟一位學霸朋友翻臉，對方拉攏全班孤立她。她陷入自我懷疑：“我是不是做錯了什么？”她很希望能有人告訴當時的自己：你和其他人沒有什么不一樣，你只是被那一個人不喜歡了，而不是真的有什么天大的過錯。

“很多人提到校園霸凌，想到的都是電視里那種拳腳相加的畫面。但我想說，在現實生活中出現更多的可能是一種軟性的暴力，會讓你在心理上特別難受。”小魚說道。

無效的求助

被欺凌者并不是沒有想過求助。

一開始，卡比嘗試過求助老師，但因為欺凌大多沒有實質的暴力行為，學校給的處罰輕飄飄。老師找那些同學談話后，他們反而變本加厲，在他們看來，找大人告狀是非常幼稚的行為。

有一次，卡比找表姐傾訴，表姐卻說：“如果大家都這樣的話，你要想想你自己的問題。”這句話讓卡比認定“自己是一個罪人”。從此她不僅不再反抗欺凌，還開始自我懲罰。她會用圓規或剪刀劃傷手臂，會刻意不吃飯讓自己受餓，還寫了一些詩歌，經常用到“小丑”這類意象，喜歡把自己寫得像瘟疫、過街老鼠，寫完再把紙揉成一團，扔到學校鐘樓的閣樓上。

說來可笑，臨近初中畢業時，她的境況好了一點，原因是班里轉來一位女生，可能她有些先天缺陷，顯得笨笨的，于是她成了卡比的“替代品”。年級里還有其他比較“邊緣”的同學，也是被欺凌的對象。

同樣地，當小魚把欺凌的遭遇告訴母親，母親的建議是“你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于是，她一直“冷處理”。“現在看來這是個錯誤。”小魚說，因為不發聲就被大家當作默認，小集體的輿論完全被欺凌者操縱，那些“罪名”就會一次又一次疊加在自己身上。

《校園暴力與欺凌-全球現狀報告》指出，許多校園暴力與欺凌的受害者不會把他們的經歷告訴任何人，其理由包括不信任包含老師在內的成年人、害怕產生不良影響或遭報復、負罪感、恥辱感或困惑、擔心不會被認真對待或者不知道去哪里尋求幫助等。

李由一開始怕被當作“叛徒”不敢告訴老師，直到五年級被欺負得實在受不了，她才說了出來，但老師也只是采取了給他們增加作業這類不痛不癢的懲罰，“根本沒有任何作用”。

而家里的狀況也很糟糕，父母感情破裂，已經顧不上她。她出生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她的父親是長子，因為生的是女兒，爺爺去世的時候，父親沒有資格為爺爺扶靈。

平日里，父親脾氣暴躁，甚至有家暴行為，母親抑郁，情緒非常不穩定，很容易發脾氣。每次一看到李由成績下跌，母親就會把她轟出門，讓她滾。當時還在讀三四年級的李由問母親：“是不是我的出生讓你們變成這樣？這一切是不是因為我造成的？”母親在做飯，愣了一下，沒有回頭，說了一句“是”。那一刻，李由很想放聲大哭。

兩點一線的生活，一邊是家，一邊是學校，她都過得很壓抑，喘不過氣來。初中的時候，父母離了婚。她也曾想過傷害自己，覺得父母感情破裂是因為自己，后來放棄了。她轉念一想，“如果是我的出生導致我媽媽需要面對這樣糟糕的婚姻，那么我應該把她從抑郁癥里解救出來，而不是一走了之，這樣是不負責任的。”為了緩解母親的病情，李由會在放學之后背各種笑話回來講給她聽，逗笑她，努力提升成績，不讓她操心。

在學校被欺凌時，她沒有辦法依靠任何人的幫助，只能自救。她強迫自己“強大”起來，開玩笑似的“自黑”，把欺凌者罵的話重新說一遍，被打的話她也會鼓起勇氣打回去。與此同時，她努力交朋友，不停地擴展自己的社交圈子。上了初中，還是和欺凌者同班，為了逃離陰影，她直接和同學說對方長期欺凌她。即使很自卑，李由也不得不讓自己“剛”起來。

她也有自己的反擊方式。初中時，她玩貼吧，作為吧主在一年里把這個吧從三個人發展到一百多人，還把自己寫的小說發到了網上，批判校園欺凌。初三時，她認真備考，成績從班級中下游一路沖到全年段前100名，體育也從800米不及格到逆襲，考上了欺凌者考不進的理想高中。

“我無法原諒欺凌者”

有人以為，長大就會好了。實則不然，欺凌者留下的傷害，有的受害者需要用一生來自我療愈。

小學時的欺凌對李由的影響很大，到初中也沒有緩過來。她原本是一個樂觀、外向的女孩，什么挑戰都敢去試一下。到后來，在學校欺凌和家庭不幸的雙重打擊下，她不敢抬頭看人，永遠低著頭看腳，說話聲音小得像蚊子叫，回答問題時被老師反復要求“大點聲”，但她依然不敢大聲說話，被老師批評“真是左耳朵說給右耳朵聽，右耳朵都嫌聽不著”。

她的愿望就是要變成一個沒有感情的透明人。三四年級這段時間，李由有一段記憶是空白的，“完全記不起，就好像被挖掉了一樣”。長大以后讀了心理學的書，她才知道那是自己第一次解離。那種感覺就像是有一堵“冰墻”把她關在里頭，“墻”內外完全割裂，記憶力也衰退。但她知道外面全是傷害，所以選擇蜷縮在“墻”內。

初高中時，她以為自己痊愈了，沒想到高考前一周，那面“墻”又出現了。她撞不開，該吸收的知識都吸收不了，對周遭世界的感知力也急速減退。她以為是考前緊張導致的，找了心理咨詢師，講了自己的遭遇，痛哭了一場，但對方卻草草處理，就讓她走了。高考時她緊張，手腳僵硬，恍恍惚惚，最后成績不理想，原本能上211高校的水平，只考了一所普通一本院校。

病情復發更嚴重的一次是在大三，當時學校因疫情封校，“墻”又出現了。她想從“墻”內爬出來，但做不到，沒辦法看著別人的眼睛說話，每說一句話、每打一個字都很難受，就好像有東西在阻礙著她、讓她無法表達。記憶力也變得很差，比如她把衣服裝進洗衣機，設了個鬧鈴提醒自己，結果鬧鈴響了，她卻茫然不知所措，直到第二天才記起來。

她翻看心理書，覺得自己是創傷后應激障礙伴隨解離的狀態。直到現在，解離癥始終伴隨著她，程度較輕時，它可以幫她抵御傷害，“相當于自我防護的功能”；如果它伴隨著創傷性應激障礙癥的出現，可能程度加重，影響患者的正常生活，比較危險。

她會經常做噩夢，很多都是跟學校有關的，自己控制不了。壓力大的時候，她怕一覺醒來，那種解離的感覺又重新襲來。寫小說是她宣泄的一個出口，她從夢境中直接取材，批判校園欺凌。

這么多年過去了，李由努力不再跟欺凌者有任何聯系，把關于她們的所有通通刪除。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跟一位參與過欺凌她的人打起了電話，她說了自己這些年的種種遭遇，沒料到對方卻說已經不記得了，沒想到造成的傷害那么大，說了一句抱歉。而那幾個帶頭欺凌她的人，從來沒有跟她表達過歉意。

“校園欺凌是非常惡劣的行為。”現在再回過頭看，她依然無法原諒那些欺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