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下午，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王蒙做客山東大學“文淵講堂”，為“00后”大學生講述中華傳統文化的特色與生命力，并回答了大家的提問。耄耋之年的王蒙依然精神矍鑠，思維敏捷，詼諧幽默，講座過程中不時引經據典，偶爾還會“傲嬌”一下，現場聽眾臉上不時露出會心一笑。

“吾道一以貫之”，并不意味著一帆風順

“傳統文化的載體在哪里？當然，我們有浩如煙海的經典源遠流長，還有各種各樣的歷史和文化遺產，比如長城、運河、兵馬俑等，但更重要載體‘活’在于人民的靈魂、習慣、日常生活中，比如敬畏天地、慎終追遠，做人要厚道，孝悌、禮義等等。”王蒙說。

王蒙表示，雖然從孔子就開始說“吾道一以貫之”，但并不意味著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就是一帆風順、平坦順利的，“恰恰相反，我們的文化屢受挑戰、屢受挫折、屢逢危險。”飽經憂患的中華文明能夠綿延不斷，表明了我們文化的應變能力、辯證思維，以及遇到各種挑戰與危機時的再生、創新能力。“我們的文化并不是單一的一條直線，而是在不斷發展、吸收、更新。”他說，創新性和包容性，增益了中華文明的活力與選擇空間和中國的文化自信。

“統一性”則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完整性與凝聚力。“我們的思想方法是重視整合、重視統一。歷史也證明了我們有統一的要求、力量與本領。”

至于“和平性”，王蒙認為，與儒家的“文化立國”“仁政”“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文化傳統是一致的，密不可分的。

“允許你有懷疑，但懷疑也要積極”

王蒙分享了他本人對傳統文化的體會。他認為中華文化有三種特性，此岸性、積極性、實踐性。

王蒙解釋說，此生此世當下就是“此岸”。“孔子的說法是‘未知生，焉知死’；莊子的說法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這也反映了我們文化的一種風格。我們強調研究‘此岸’，但也不將‘彼岸’視為敵對。”他說，與其把我們的頭腦、智慧寄托在對于后世、來世的思考和研究上，不如放在改善今世、今生的生活上，所以存而不論。

至于“積極性”，他解釋道，人生有很多無解的問題，比如生命到底是從哪兒來？要到哪里去？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各有不同說法。“既然已經活下來了，就要好好活著，不要為此生看不到、也論證不了的問題而苦惱，寧可用最正常、最快樂的態度來對待。”他說，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允許你有懷疑，但即便懷疑，你也要積極面對。”

“實踐性”指的是“經世致用性”。“我們是強調實踐的，我們做學問的目的是經世致用。”“孔子自嘲說，我有什么專長呢？種地不如老農，種菜不如老圃。一定說我有專長的話，我趕車還可以。”王蒙打趣說，如果孔子一定要填寫職業或者是特長的話，他可能就會填“司機”。

“孔子說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很多事情他不知道，要問別人才知道。”但孔子要做的不是學者，也不是專家，而是圣人。圣人能夠“挽狂瀾于既倒”，要“為人師表”，把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整理回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狀態，不管有多少困難他不會示弱，不會退縮。“他認為，他的使命就是要做到改變整個社會的風氣，改變執政的做法，帶來新的生活，帶來新的幸福。”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對孔子贊許有加。“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用這么簡單的一個話，說清楚了一個復雜的問題。”

王蒙還總結出了中華文化“三尚”——“尚德”“尚一”“尚化”，并作出解讀。“尚德”與“尚一”相對容易理解，至于“尚化”，王蒙的解釋是“與時俱化”，“這是莊子的理論，‘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與時俱“化”，“看一個人要看三十一年”

王蒙還分享了他對三種“中國精神”的理解，即“君子的人文精神”“中庸的辯證精神”“愚公與長期苦戰精神與抗逆精神”。

關于“君子的人文精神”，王蒙表示，傳統文化講究“反求諸己”，講“和而不同”，“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至于“中庸的辯證精神”，據說外國也有類似的說法，“連柏拉圖這樣的人也說過，說一個東西一條線的中點最美，不偏這邊也不偏那邊。”王蒙說，中國從孔子時期就講“過猶不及”，老子講“物極必反，相反相成”。他說，這里面的“平衡”，相當一部分表現在時間縱軸上，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說到這里，他打趣說，看一個人好壞，要看三十一年，因為有可能“三十年河東你一直表現得很好，但一到三十年河西，你先把我給賣了。”

那么，傳統文化里又君子，又中庸，教誨出來會不會都是文質彬彬的書生？王蒙說，不是，“中國有另一面，就是愚公移山、百死不悔的精神，不怕一切代價，艱苦奮斗，吃得人間一切痛苦。”

回憶新疆歲月，現在還被叫“王隊長”

在提問環節，王蒙回答了三位學生的提問。

山東大學文學院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陳同學本科就讀于新疆師范大學，本科階段曾經現場聆聽王蒙的講座，如今在山大讀博，研究對象也是王蒙。陳璐希望了解新疆生活給王蒙帶來的改變。她的提問勾起了王蒙對當年新疆歲月的回憶。

對王蒙而言，新疆的十五年，是他人生的一場漫游。他解釋說，當年去新疆是他自己要求的。“1963年秋天參加中國文聯舉辦的讀書會，在讀書會上認識了一些省的文聯負責人。當時我已經被分配到首都師范大學（當時叫北京師范學院）擔任現代文學教師，但我當時不想在大學里當老師，我還是執著于創作，只想著寫小說。”王蒙說，當年他將近30歲，沒怎么離開過北京，外地最遠到過天津。“我想我一定要離開北京，離得越遠越好。”年近九十的王蒙對新疆生活的記憶保留了美好。他甚至逗趣道，我給大家介紹一個人生經驗，凡大事我10分鐘就可以確定，越小事可以兩年不決定。“要買一個手表，這個手表到底買哪個牌子的，可以思考兩年；去新疆，還是留在北京，我10分鐘就可以決定。”

他回憶了自己在新疆與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日子，他說自己還榮任過伊犁巴彥岱紅旗人民公社第二大隊任副大隊長。“直到現在，新疆駐京辦事處的主任給我發微信，寫的還是‘王大隊好’。”

傲嬌“顯擺”學習能力，“臨死前一分鐘還要學習”

1934年出生的“90后”王蒙還傲嬌地“顯擺”了一下自己的語言學習能力和英語水平。“我愛學習，愛學新東西。1980年第一次去美國，換飛機的時候因為不認識英文單詞，所以不知道從哪兒上飛機。當時就下決心，在美國期間（4個月）一定要學會點英語。”他給自己的規定是每天必須背誦30個單詞，“我做到了！”他說，學習是能救人也能救己的，學習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活到老學到老，臨死前一分鐘還要學習，我有這個決心，我敢吹這個牛。”

而對于文學院一名學生關于“全世界都在走向高度機械化，我們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組織，面對這樣的時代，青年應當如何作為”的問題，王蒙表示自己保持樂觀態度。“任何新的發明都會引起不安，但是我想人總是有辦法的。機械再多，人也不是機械。越有機械，我就越有我的獨立，越有我的頭腦，越有我的靈魂。”他說自己沒有那么深刻的憂患，“我還是期待著社會會進步，生活會快樂，幸福會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