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列茲·倫敦獎評獎委員會日前宣布，2020 年度菲列茲·倫敦獎將授予清華大學副校長、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院長薛其坤院士、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 Vinokur 博士和德國馬普學會固體化學物理研究所 Steglich 教授。

薛其坤是因在實驗中發現量子反常霍爾效應而獲得這一國際公認的低溫物理領域最高獎，他也成為該獎設立以來首個獲得這一榮譽的中國科學家，第二個來自亞洲地區的科學家。

據了解，菲列茲·倫敦是 20 世紀理論物理和化學發展的關鍵人物和量子化學的創立者之一，菲列茲·倫敦獎設立于他去世三年后的 1957 年，每三年評審一次，是國際公認的低溫物理領域最高獎。

在過去 63 年間的 24 屆獲獎者中，共有 50 余位著名物理學家被授予這個獎項，其中 12 人次后來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這包括天才物理學家朗道博士，發明晶體管和建立超導微觀理論、首個在同一領域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 John Bardeen 博士等。

2020 年度菲列茲·倫敦獎將于今年 8 月 15 日-22 日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召開的第 29 屆國際低溫物理大會上頒發。

優秀的物理學家，和「明星校長」

從 1999 年入選中科院「百人計劃」回國以來，潛心超導研究的薛其坤刻意回避進入公眾視野。2012 年，他帶領的團隊發現「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引起轟動。

2013 年 4 月 9 日, 在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的發布會上, 國內外同行的高度贊譽與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的評價方才讓更多人明白這項成果的分量:

「這是從中國的實驗室里頭, 第一次做出并發表出的諾貝爾獎級的物理學論文。」

2016 年 9 月獲未來科學大獎「物質科學獎」，2017 年 1 月被評為 2016 年度最具影響力的十大「科技創新人物」，2017 年 5 月獲全國創新爭先獎章……公眾視線中的薛其坤，是一名優秀的物理學家，也是「明星校長」。

鮮花和盛譽未曾改變薛其坤的科研軌跡，他還是繼續泡在實驗室里，繼續與時間賽跑，繼續做一名科學「匠人」。

然而，難以想象，在薛其坤閃耀的科研成果背后，卻是「考研考了 3 次，讀博讀了 7 年」的坎坷經歷。從一名普通的農家子弟成長為中科院院士，薛其坤的經歷與心得引人深思。

對科學樸素的向往，讓我走到現在

周日的早晨，陽光透過窗戶灑進了薛其坤位于清華物理系 4 樓的辦公室。這間屋子不大，書櫥里、書桌上、沙發旁堆放著一摞摞的書籍和資料，書與書的間隙之間，是薛其坤這些年來參加學術會議的參會證和捧回來的獎狀、獎杯。

在外界看來「拿獎拿到手軟」的薛其坤向記者「坦白」，除了「考研考了 3 次，讀博讀了 7 年」外，自己在科研道路上還遭遇過許多大大小小的「坎兒」。

「但是，對科學樸素的向往，讓我走到了現在。」薛其坤抿了口咖啡，緩緩道出。

上觀新聞：您小時候想象過自己將來會成為一名物理學家嗎？

薛其坤：完全沒有。我出生在山東省沂蒙山區的一個小村莊，家里兄弟姐妹比較多。讀小學、中學時，農村條件還相對落后，大人們都在為生計而努力，我每天看到的就是父母起早貪黑干農活的背影。學校里也和現在很不一樣，同學們都是跟著學校的安排念書，沒人想著要加課補課，我哪會有什么長大以后成為物理學家的想法？

人生中第一次對未來有些概念是在初中后期，當時，國家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到了我們這里。我記得老師對全班同學說了一句：「同學們，高考恢復了，好好學習就有希望考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聽完之后，同學們都很興奮，我也感覺要抓住這個機會，這才定下理想———走出大山，讀大學。

上觀新聞：1980 年，您考入了山東大學光學系，為什么會選擇這個專業？后來又為何想到繼續讀研？

薛其坤：山東大學是山東省的最高學府，去濟南是很自然的選擇。但專業的選擇，我只記得那時候物理成績考得好，老師給我推薦了幾個系，我就照著填，其中就包括光學系。被哪個系錄取，其實對我們來說差別都不大。當時由于信息的匱乏，各個專業是學什么的、學成后將來做什么工作，我們一無所知。

回想起來，當時想要考研的想法很單純。讀大二的時候，有一天我看到學校的報欄上貼著一些招生宣傳資料，一看就挪不動步子了，心里覺著「研究生」這個詞很神圣。我想，如果當了研究生也許就能做研究人員、做科學家，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于是，懷著對科學樸素的向往，我開始在平日的學習之外，抽時間準備考研。用現在的話說，這就是我的「初心」。

上觀新聞：但您的考研路并非一帆風順，頭兩回都遭遇了失敗，第三次才考上中科院物理所。一般的人遇到這種壓力，可能會氣餒甚至退縮，您是怎么堅持下來的？

薛其坤：我不知道別人是怎樣，但我自己從小在相對貧窮落后的環境下長大，艱苦的生活鍛煉了人的意志，所以我的性格其實是相當樂觀堅強的。

頭兩回考的分數不好，我也有過不愉快，可是這種情緒不會持續幾分鐘。很快我就會想，自己是不是準備不夠充分，對題目的風格是不是不太適應，如果是這樣，那就好好準備再努力一把唄。我也會自我鼓勵，肯定一下自己之前達成的目標，然后投入新的目標。

不管從事哪一行，其實都應該學會正視眼前遇到的困難，不要被情緒所左右，沒有過不去的坎。

上觀新聞：是否可以說，正是這種對科學的樸素向往和樂觀堅強的性格，支撐您從濟南走到北京，從日本走到美國，一直走到了今天？

薛其坤：對。我們這一代人的特點是不去想太多遙遠的未來，而是專心做好眼前的事。內心始終相信，有了向往，足夠努力、堅強，路就能一直走下去。而且，隨著國家日益強大、開放，個體也有了越來越多的機會，能追逐之前所難以實現的夢想。我的求學之路這樣豐富，也離不開這一點。

「7-11 院士」是如何煉成的

薛其坤有個外號，叫「7-11 院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早上 7 點進實驗室，一直干到晚上 11 點離開，這樣的作息，薛其坤堅持了 20 年。

「7-11」的養成源自薛其坤讀博期間在日本學習時接受的「魔鬼訓練」。1992 年，到日本東北大學金屬材料研究所報到的第一天，薛其坤就拿到了一份實驗室內部規則，除了一些注意事項，上面還明確規定了作息時間：早 7 點，晚 11 點，全員遵守，不得違反。薛其坤回憶，要是有人早離開，導師的臉色就會很難看。

談及當年艱難的適應過程，薛其坤至今「心有戚戚焉」。但他也說：「這種脫胎換骨的改變，關乎身體，更關乎心靈。」

上觀新聞：您把當年的經歷稱為「脫胎換骨」的改變，具體怎么個變法？

薛其坤：徹頭徹尾的改變，從「自由散漫」的生活作息，變成像時鐘一樣準確的作息。

從小我就不算學習特別刻苦，在同學之中還屬于貪玩的。在國內讀大學的時候，我每天會按時上好每一節課，按時完成作業。空余時間就用來休閑娛樂，比如花 2 小時踢踢球、做運動，或是約著同學一起下棋、看錄像。但到了日本，生活在強大的外壓下變得極其簡單，每天都是實驗室和宿舍「兩點一線」，我整個人的身心一下子都撲到了科研上。

上觀新聞：去之前，您對那里的科研生活的艱苦有心理準備嗎？

薛其坤：出發之前，我大致知道日本實驗室的規矩很嚴，但從沒有想過會如此嚴苛，對「7-11」更是毫無心理準備。

我原本想著，去日本學習可以接觸一些國內沒有的先進科學設備，還可以四處轉轉，增長見識。沒想到，是我「想太多」。到那兒的第一年，別說是其他城市，就連東北大學所在的仙臺市是什么樣，我都了解不多。

那段封閉的日子里，我經歷了語言不通、技術不熟、睡眠不足的「磨難」，每日為了能生存下去而掙扎。

上觀新聞：但后來，這套需要執行者極度自律的作息，您堅持了整整 20 年。當您成為教師之后，有這樣嚴格要求學生嗎？

薛其坤：我沒有規定他們必須要完全遵守「7-11」的作息，但是對他們在學術規范、學術態度上的訓練，是絲毫不含糊的。如果有學生犯了錯，我會嚴肅批評教育，把他犯錯誤的原因分析清楚，讓他發自內心地理解。比如說，學生論文中多出來的空格、錯用的標點符號我都會一一指出，手把手地給他分析如何改正。有人說這樣很浪費時間，但我不認同，對學生的教育沒有「浪費」之說，日后在他們身上自然會看到成果。

我現在的堅持，和導師當年對我的影響有關。在櫻井利夫老師之前，我在中科院的導師陸華也用他的以身作則，深刻地教育了我。遇到陸老師之前，我和其他同學在實驗室里關注的，只是如何在科研上盡快做出成果來。而對于成果之外的，比如實驗步驟的規范和實驗室的整潔之類的細節關注甚少。但跟陸老師久了，看著他做每件事都井井有條、整齊規范，耳濡目染中我也就改變了。

我自己成為老師之后，把當年導師們對我的正面影響傳遞給了學生們。雖然他們在剛開始時「頗有微詞」，但我發現，他們畢業做了老師、有了自己的實驗室之后，又把這套傳統傳承了下去。

上觀新聞：已故數學家吳文俊先生曾經說過，「數學是笨人學的」。這讓很多人大為不解———腦袋瓜聰明才能研究數學，笨人怎么學數學呢？只有天分高的聰明人才能從事科研、搞好科研。您怎么看？

薛其坤：自古以來，人們就對「神童」、「天才」津津樂道，追捧不停。的確，「神童」和「天才」很優秀，但這并不意味著只有他們才能去研究數學、搞科研。我想，吳老所說的「數學是笨人學的」，指的是在天賦之外，后天的努力和堅持更加重要。科研同樣如此。大家不要認為科學就一定是高深的，再高深的學問，也是在找到方向之后，一步一腳印，慢慢從基礎向高深推進的。

既然不是「天才」，那就做個「笨人」吧。做好一個「笨人」，才是不容易的。

真正做學術的人不會抄襲

薛其坤辦公室一隅，放著一個地球儀。工作之余，他喜歡轉動地球儀，觀察不同的地區，用山東話來說，思考些科學家「好問」的事兒。比如，世界上最窄的運河在哪，它為何會建造于此等等。

對薛其坤來說，靠觀察地球儀來滿足自己對自然環境的喜愛，著實是不得已。

出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后，薛其坤越來越忙，分管學校科研工作的他，總有開不完的會。但即便愈發忙碌，即便有人不太理解，他心里仍然覺得，自己的這個「大膽轉型」是值得的。

上觀新聞：您從 2013 年起開始擔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同時繼續領導著自己的科研團隊。有一種聲音認為，行政工作會對科研工作產生影響，您怎么看？

薛其坤：這種擔心可以理解。這份責任重大而繁忙的行政工作確實對我本身的科研有所影響，但從事管理工作的這次轉型是我經過深思熟慮的。

我曾在一次演講中表示，中國的科學研究處在黃金時代，而這樣的時代恰恰需要更多的人才去繪制更多天馬行空的「中國夢」、「科學夢」。我希望能夠利用自己在科研方面的多年經驗和體會，在管理崗位上促進學校整體科研工作的一點提升。目前來說，這比我自己的科研成就獲得提升更為重要。

其實，大家也不用太擔心。我的團隊里，一批成熟、肯干的年輕人已經成長了起來，現在的分工很明確：他們負責在一線把實驗做好，而我更多地把握一些宏觀的方向。在我看來，這樣的配合和平衡是比較合適的，也有利于培養未來的學術帶頭人。

上觀新聞：凡是有關高校的問題，社會關注度總是很高。有人說，高校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一面鏡子，反映了社會的問題。比方說，過度行政化問題。有人呼吁要「教授治校」，并且詬病「外行管內行」。您對此有何見解？

薛其坤：我覺得，絕對不能把過度行政化的問題簡單歸納為「外行管內行」。事實上，「內行管內行」也不完全等同于「教授治校」。

「治校」是管理工作，涉及組織、協調方面的能力，是一種「專業」。教授之所以為教授，是因為得到了學術上的認可，所以「治學」是沒問題的。但是，行政管理與治學所屬范疇不同，有學問的教授不一定能夠干得好管理工作。

因此，我認為沒有必要盲目推崇「教授治校」，而是要充分發揮高校內不同崗位上不同的人的力量，相互合作，方能有所裨益。

上觀新聞：前一陣，沸沸揚揚的學術論文抄襲事件又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對于維護學術誠信和學術規范，您有何建議？

薛其坤：真正做學術的人是不會抄襲的，因為學術的基礎是實事求是。出現論文抄襲事件，反映出了我國目前學術評價體系的不完善。

我是中國科協道德委員會的一員，曾參與討論 100 多篇醫學論文抄襲、代寫的處理問題。了解了情況之后，我感覺這與我國目前的醫療現實有關系。

一方面，醫生要追求職業發展，要晉升就要有論文；一方面，在我國醫療資源還無法完全滿足人民需求的當下，醫生往往都是超負荷在工作。連看病都忙不過來，很難保證足夠的時間潛心研究、發表論文。這就給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機。實際上，醫生做學術研究，加深對醫學問題的了解，對臨床水平的提升是有好處的。我也相信，如果能夠有寬裕的時間，我們的醫生也一定會去做學術的。

所以我提出，這個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我不認為應該一棍子把現有的評價體系「打死」，因為發展的速度快了，難免遇到這樣那樣先前沒有考慮到的問題。關鍵在于，我們現在能夠重視這個問題，組織力量去研究出一個更科學的評價標準，盡快地把不完善的地方補上、做好。

這個時代不缺明星，缺的是自信

2017 年 1 月 15 日晚上，首屆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在北京國貿三期的宴會廳隆重舉行。鋼琴家李云迪、小提琴家呂思清的演奏為頒獎典禮開場；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幾十位國內外科學家，包括馬化騰、李彥宏、丁磊、徐小平在內的十多位中國企業家盛裝出席。

最后在紅毯上亮相，引來全場陣陣掌聲的，是首屆大獎得主薛其坤和盧煜明。

讓科學家成為年輕人心目中的「明星」，是未來科學大獎想要做的一件事。但在薛其坤看來，科學家當明星是一回事，讓公眾尊重科學、熱愛科學是另一回事。

上觀新聞：在傳統的觀念中，人們對科學家的印象似乎就停留在戴厚底眼鏡、邋邋遢遢的「書呆子」形象上。而您領取未來科學大獎的時候，穿著西服、打著領結走了紅毯，儼然明星風范。您認為，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對科學家的認知有所改變嗎？您是如何看待讓科學家成為「明星」的想法的？

薛其坤：社會發展到今天，科學家在人們眼中的形象肯定是從當年的「呆板」走向了現在的多元。科學家群體自身也希望和所有人一樣追求美好的生活，不要為了科學「忘我」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

我認為未來科學大獎提出要讓科學家成為年輕人心中的「明星」，代表了一個好的方向。重點不在于給多少獎勵，而是通過這種儀式感帶動起崇尚科學、尊重科學家的社會氛圍。

在國家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當下，科學家作為科技強國夢的實踐者、引領者，理應得到重視。但是，這種「明星」不等同于娛樂明星，不需要太高的媒體曝光率。人們對他們的關注應集中在精神品質和科研成就上，不能「跑偏」了。

具體而言，科學家可以通過從事更多的科普工作，在與公眾的交流過程中普及科學知識，成為年輕人心目中的榜樣和權威。推而廣之，其他的專業技術人員也可以通過互動的方式走入更多人的視野，傳揚「工匠精神」。

上觀新聞：如果讓您向公眾開展科普教育，講述科學的魅力，您會怎么描繪？

薛其坤：我會把科學的魅力比喻成人的好奇心的滿足。這種好奇心被滿足的魅力不僅吸引孩子，也吸引成年人。

探索科學的過程就好比是打游戲，每破解一關的難題，解鎖出新的一關，就會滿足好奇心、獲得成就感。盡管這個比喻不一定恰當，但在一定程度上詮釋了科學家經常享受到的快樂，我希望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其中。

上觀新聞：科學家應該享受到科研帶來的幸福。但不知您是否有所感覺，近年來國內似乎彌漫著一種「諾獎焦慮癥」，即便在屠呦呦獲得諾獎后也沒有得到根本緩解。

薛其坤：關于「諾獎焦慮」，我感覺很多時候是炒作得太厲害了，還是要理性去看待。大家不能認為拿到某個科學獎項就一勞永逸，它僅是對科學家的一種激勵，國家的科學實力真正強大起來、科研不斷突破，才是更重要的。

我們這個時代不缺「明星」也不缺「偶像」，缺的是自信。這種自信不是盲目自大，而是文化的自信、科學的自信，是敢于沖破單一評價標準，追求自己夢想的自信。我想，我們的科學家應該志存高遠、眼界開闊，不要眼睛光盯著獎項，而要把做出最好的科學研究作為奮斗目標，自信前行。

薛其坤簡介及所獲榮譽

薛其坤，1963 年 12 月出生于山東省臨沂市，博士，材料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第二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科學技術）獎勵委員會委員，北京郵電大學電子工程學院院長、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院長，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

1984 年 7 月畢業后進入曲阜師范大學物理系任教；

1994 年獲得中國科學院大學物理研究所獲理學博士學位，之后前往日本東北大學金屬材料研究所工作；

1999 年 8 月入選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回國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

1999 年 9 月任中國科學院表面物理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2004 年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

2005 年 5 月到清華大學物理系工作，同年 11 月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2006 年 12 月任清華大學物理系副主任；

2010 年 7 月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物理系主任；

2013 年 5 月任清華大學黨委委員、常委、副校長，同年帶領的研究團隊在國際上首次實現了量子反常霍爾效應；

2014 年獲得求是杰出科學家獎；2016 年 9 月獲得未來科學大獎物質科學獎；

2017 年 1 月被評為 2016 年度最具影響力的十大「科技創新人物」；

2017 年 12 月任北京量子信息科學研究院院長；

2019 年 12 月 18 日，入選「中國海歸 70 年 70 人」榜單；

獲 2020 年度菲列茲·倫敦獎。

信息來源：清華新聞網、光明日報、上觀新聞、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