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電影《我不是藥神》及其背后的真實故事，在社會上激起了一場關于“正版藥品”與“盜版藥品”之間的大討論。保護知識產權、支持正版的道理人人都懂，然而，當一個人面對貴到“吃不起”的正版藥品，和“不吃藥就會死”的致命矛盾時，使用盜版，乃至倒賣盜版，似乎也成了一件可以理解的事。

說來也巧，就在這部電影如火如荼地上映之際，另一場“正盜版之爭”，也在了輿論場上“吹皺了一池春水”。這場爭議的主角，是大學生們使用的各類教材。7月6日，《中國青年報》刊發了一篇題為《大學生為何選擇盜版教材：正版太貴、教材本身使用率低》的特別報道，直指高校之內早已泛濫的盜版、翻印教材現象，并且對這種現象背后的成因進行了探究和討論。與此同時，這篇報道也在網絡上引發了議論。

和“不吃就會死”的抗癌藥品相比，教材并非救命之物。因此，沒有人敢理直氣壯地說：我們用盜版教材有理。不論是使用盜版教材的大學生，還是翻印、販賣盜版教材的商家，都沒有像電影中的主角一般，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自辯的資格。然而，在某種層面上，一些使用盜版教材的學生，面對的是和那些沒錢買正版藥的患者類似的困境——對他們而言，教材無疑是完成學業的必需品，而某些教材高昂的價格，確實令他們無可奈何。

面對這樣的困境，居高臨下地指責這些學生缺乏版權意識，是我們最容易擺出的“正確”姿態，然而也是最無效的解決方案。是的，教材的價格并不會要了誰的命，大學生只要節衣縮食幾天，就能買下一本一百多元的正版教材。但是，大多數大學生并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也不是每個家庭都能“富養”子女，“囊中羞澀”才是很多學生的生活常態，選擇“省錢”的盜版教材，自然也就成為很多人的選擇。

那么，不指責大學生，反過來指責作者和出版方“定價太高”，就對了嗎？也不盡然。教材的價格，實際上反映的是教材編寫者的勞動價值。教材往往只有大學生才會購買，而且常常以二手方式流轉，如果其定價不高，能提供給作者的回報恐怕寥寥無幾。

如果編寫教材的教師，無法得到足以激勵其勞動的酬勞，自然會導致其積極性受挫，進而拉低教材的平均質量。平心而論，和國際同行相比，中國學者撰寫的教材、專著的定價，已經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如果進一步降低，恐怕無益于教材市場的長遠發展。

如果說錯既不在消費盜版的學生，也不在制定正版價格的出版方，那問題到底出在哪？答案其實就在容易被忽略的中間環節上。

一方面，根據《中國青年報》的調查，學生群體對教材價格的不滿，很多時候針對的都不是教材的定價本身，而是教材采買工作缺乏透明度。如果校方在采買教材時，能夠更加開誠布公，以公開、透明的態度向全校師生進行公示與聽證，讓學生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訴求，或許就能減輕學生的不滿，讓他們更愿意消費正版教材。

另一方面，一些歐美國家的教材定價遠比國內更高，但并沒有盜版教材泛濫的問題，我們不妨從中學習一些經驗。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在于這些國外的大學往往有十分健全的書籍流通和教材共享體系。無力購買昂貴教材的困難學生，可以選擇去圖書館借閱教材、從書店租借教材、或是獲得學長學姐定向捐贈的舊教材。如果國內也能發展起這樣一套完善的助學體系，同時輔以對盜版的嚴厲打擊，自然有望在根除盜版的同時，也讓廣大學生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