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馮 帆 宋喜群

日前，安徽淮南武王墩戰國晚期一號墓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一項目的考古發掘過程也有著山東考古力量的參與。山東大學考古學院教授路國權團隊不僅全程參與了武王墩一號墓的考古工作，路國權還擔任考古發掘二組組長，負責槨室東室、北室和中室的考古發掘，發現了迄今出土口徑最大的楚國大鼎。

“這一結果既是對我們4年多科學考古發掘成果的展示，同時也是山東大學的田野考古發掘水平和能力的體現。”消息傳來，團隊成員很是振奮。

1928年，吳金鼎揭開了龍山文化的神秘面紗，同時也成為山東大學考古學科的開端。近百年來，幾代山東大學考古人篳路藍縷，充分發揮田野考古、聚落考古和科技考古優勢，構建起田野考古為根基、聚落考古為引領、科技考古為支撐的考古學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體系。截至目前，山東大學已有9項田野考古項目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身處沒有窗戶的暗室，不斷更換的燈具、反復調整的角度與距離，目光在文物與相機間輾轉，試圖尋找最理想的拍攝畫面……在山東大學考古學院，教授李占揚的“考古攝影與論文插圖”課程頗受學生歡迎。

如何給石頭拍照？如何記錄考古研究的過程？論文里的照片如何排版才更清楚和更嚴謹？在李占揚看來，精準與精美缺一不可，每一個細節的斟酌、每一個參數的調試、每一次畫面的優化，都是精確性與創造性的交融，是科研與藝術結合的過程。

近年來，山東大學考古學院承擔了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等國家級重大項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學術成果，環境與生業考古、手工業考古、海洋考古、美術考古、文化遺產和文物保護等方向發展勢頭強勁。得益于像“考古攝影與論文插圖”等一批特色課程的設置，更多年輕人熱愛并投身考古事業。

走進山東大學考古學院（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實驗室，仿佛置身于一座跨越時空的古代城市。這里沒有高樓大廈，200多具古代人骨標本靜靜地躺在陳列架上，訴說著千年前的故事。

“考古不僅是研究這些陶罐和銅器，我更想了解器物背后的‘人’的故事，他們生前是怎么樣的，長得怎么樣，又活得怎么樣？”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趙永生致力于讓骨骼“說話”，揭開一個個關于古代人群遷徙與融合的謎題。

考古是一個天然的交叉學科，考古研究的核心能力并非單純的技術操作，而是對交叉學科思維的融會貫通。“考古實際上就是在做人文科學問題的框架下，通過多學科的手段去開展研究。”趙永生告訴記者，在日常教學實踐中，他經常鼓勵學生以人文問題為錨點，靈活調用DNA研究、數據建模等自然科學工具。

山東大學考古學院擁有“環境與社會考古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全國首批國家級考古實驗教學示范中心、“科技考古教育部重點實驗室”3個教育部平臺，全國高校首個歷史考古類國家一級博物館等平臺。如今，山東大學已建成國內規模最大、門類齊全、體系完備、結構完整的考古實驗室群。

沿著濟南市章丘區焦家村向西約800米，一個總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的遺址便映入眼簾，這便是主體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遺存的焦家遺址。

焦家遺址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9處核心遺址中，唯一由高校負責發掘的遺址，也是山東大學考古學院的實習基地，近幾年山東大學在這里持續開展考古發掘和多學科合作研究。

“焦家考古團隊積極探索形成了以田野考古為根基，以聚落考古為引領，以科技考古為支撐，以博物展覽為延展的‘課堂—田野—實驗室—博物館’四位一體考古學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體系。”山東大學考古學院副院長唐仲明介紹。

在焦家遺址考古實習中，山東大學考古學院將聚落考古發掘理念、考古信息精細提取和闡釋、多學科合作體系構建緊密結合，讓考古學走出象牙塔，在知行互進的實踐中培養出數百名考古人。

“未來，山東大學將持續聚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挖掘與意義闡釋，充分發揮考古學科優勢，不斷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作出山大貢獻、展現山大擔當。”山東大學黨委書記任友群說。

《光明日報》（2025年05月12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