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總計15萬余元的欠薪打到9名工人的賬戶上時，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法學專業2020級學生岳欣然、胡依冉終于松了一口氣。

岳欣然、胡依冉是中國政法大學準律師協會法律援助中心（簡稱“法援中心”）的成員，兩年前，在志愿法律援助中，她們作為公民代理人，為9名被欠薪的工人維權。在學長的鼓勵下，經歷了漫長的管轄權異議、庭前準備、反復開庭、申請執行等環節，案件在今年8月初執行成功，工人們終于拿回了被拖欠的工資。

胡依冉（右）和岳欣然收到當事人贈送的錦旗。 受訪者供圖

9名工人討薪受阻，向法援中心大學生求助

兩位大學生和9名工人的緣分始于兩年前的秋季學期。彼時，剛上大二的岳欣然、胡依冉作為學校法援中心的值班部長、培訓部長，經常在昌平校區東門法律援助站接待來訪當事人，她們的主要工作就是通過與當事人交談、了解案件情況與訴求、查閱和分析相關材料等方式，為當事人提供專業意見，以及提供書面法律意見、撰寫法律文書等。

2021年9月，在一位師兄的介紹下，岳欣然、胡依冉接待了這9名求助者。因疫情原因，她們在線了解了工人們的情況。2021年3月至5月，李某等9位當事人從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輾轉河北省三河市參與哈爾濱某公司承攬的施工項目。工期結束后，當事人未收到合計15萬余元的勞務費，與用人單位反復協商后，只收到了一張工資條，勞務費支付仍然遙遙無期。

“就給俺們打了個條，每次找過去，都說以后給，那人家要是誠心給你錢，早給了不是？”提起當年討薪之難，當事人之一余志剛（化名）滿是無奈。他是來自遼寧朝陽的一位普通農民，因電焊技術在行，平時和熟悉的老鄉們“抱團”外出打工，“我們沒有掛靠單位，哪有活兒就去哪兒干。”然而2021年5月，在河北的工程干完后，工人們卻碰了壁。

“干活兒就指著這點錢，大家確實著急，為了要錢什么法子都想了，要了四五個月，眼見要不著了就想著找律師吧，我們啥也不懂怕被騙，看報道說這些大學生幫人一百多萬（元）都要回來了，俺們就想多一條路吧。”余志剛說，9名工人里有的50多歲，也有的20來歲，30多歲的他算是中堅力量，會上網，在和大學生建立聯系后，便將事務全權委托給了學生們。就這樣，岳欣然、胡依冉開啟了幫工人們維權之路。

案件涉及多位當事人，大學生決定做公民訴訟代理人

“他們被欠款的事實很清楚，也有欠條，但因為是跨省務工，案件在管轄權方面有些棘手。”胡依冉介紹，兩個小伙伴在著手分析案情時發現，勞動爭議的案件應該仲裁前置，但務工履行地在河北三河，當事人也沒有和公司簽署勞動合同，難以在哈爾濱當地進行勞動仲裁，因為該案沒有進行勞動仲裁程序，在是否能夠直接起訴方面，學生們犯了難。

在翻閱了大量材料和咨詢了學長之后，一個司法解釋讓她們打開了思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第15條的規定：“勞動者以用人單位的工資欠條為證據直接提起訴訟，訴訟請求不涉及勞動關系其他爭議的，視為拖欠勞動報酬爭議，人民法院按照普通民事糾紛受理。”這時，工人們千方百計追來的工資欠條起了大作用，她們決定直接起訴。

根據代表人訴訟制度，“當事人一方人數眾多的共同訴訟，可以由當事人推選代表人進行訴訟。人數眾多，一般指十人以上。”胡依冉介紹，本案中是9名工人，不滿足這一條件。因此，兩名20歲剛出頭的大學生萌生了為工人們當公民訴訟代理人的想法。

“親自上庭，我們做得到嗎？”“一旦官司打不贏，豈不是辜負了工人們的信賴？”反復糾結中，她們也在尋求法援中心小伙伴和有經驗的學長們的幫助。大家一起分析后認為，本案的難點在于當事人數眾多、案情復雜；且管轄法院不在北京、疫情形勢又格外嚴峻。溝通之后，工人們希望由學生們全程代理。經過反復討論，法援中心最終決定提供公民代理的援助服務，由胡依冉、岳欣然主要負責。

首次和專業律師過招，辦案歷經“一波三折”

與當事人進一步溝通案件細節后，岳欣然、胡依冉馬上開始著手準備材料，最終選擇在勞務合同履行地三河市提起訴訟。但在2021年11月15日立案審查通過后，因疫情等因素影響，本案直到2022年5月20日才進行了第一次線上開庭。

“沒想到第一次開庭就遭遇了對方的訴訟策略，對方提出管轄權異議，這意味著法院要先進行管轄權異議的審理，經過裁定等環節才能進入案件的實體審理，這又得拖幾個月，沒想到對方在一審裁定下來后又進行了上訴。”岳欣然記得，直到2022年8月，有關管轄權異議的上訴裁定駁回才下來，轉眼已是學期末。

2022年12月，該案正式開庭，進入主體審理環節，當時新冠疫情嚴重，學生們都居家學習。也是這時，岳欣然和胡依冉的家長才知道孩子在做訴訟代理人。“因為得在家里線上開庭，需要安靜的環境，媽媽得知后驚訝地問我‘你能給別人打官司了？’”岳欣然笑道。也因此，這起案件成了全家人的惦念，胡依冉回憶，有時家庭閑聊時，還會被父母追問“官司進行得怎么樣了？”

這次開庭，也是兩名“準律師”首次和專業律師的過招，學生們也見識了對方的訴訟策略。

“我們以為他們會從法律關系的角度進行辯論，沒想到他們直接用‘推翻事實’這一招。”胡依冉介紹，被告企業有施工資質，但他們將工程外包給了沒有資質的包工頭，這就導致了工人后期的維權困難。在這起案件之前，也有工人直接起訴包工頭勝訴，但在執行上遇到了困難，包工頭個人并不具備履行能力，“他只要說沒錢，沒有可執行財產，勝訴工人依舊拿不到錢。”因此，此次大學生們“先思考一步”，追加了外包公司作為被告，為后期執行做了鋪墊。

她們原以為只要拿出證據證明外包公司和包工頭之間的關系即可，還說服了包工頭出庭作證，但庭審中，對方律師否認當事人實際參與工程且未取得報酬的基本事實，并一連問了包工頭二十多個問題，環環相扣，意在引導他否認工程事實。“我們倆還是很緊張的，害怕證人被他繞進去。”胡依冉說，她倆也沒有示弱，將對方公司的責任和違規外包的問題一一詳述，和對方展開激烈辯論，庭審持續了4個小時。

此次案件中涉及的部分法律文書。 受訪者供圖

在兩人的堅持下，今年1月3日，勝訴的消息終于傳來。但這只是一個好的開始，后續又經歷了“一波三折”，因為工人們又遇到了執行難。今年4月10日，兩名學生代理人提交了強制執行申請書，并不斷給法官打電話，希望能給工人一些便捷的幫助。“當時9個案子被分到了5、6個執行法官處，一名法官了解到我們的實際情況后，決定想辦法給我們一起解決。”胡依冉介紹，7月中旬，三河法院依法決定提前執行立案，并迅速凍結了公司賬戶的相應款項。溝通后，公司同意按照判決書履行給付，雙方達成和解。

“法援，我們一直在路上”

“當時心情很放松，覺得沒有辜負工人們的信任。”8月9日，岳欣然、胡依冉風塵仆仆地趕到河北當地法院辦理結案手續時，幾名工人代表也特地來京給學生們送錦旗表示感謝。因為在8月4日，被欠的工資已經打進了他們的個人賬戶。

“千言萬語就是一句話，感謝人家。咱老百姓是最知道冷熱的，誰幫咱們，咱們一直記得，不含糊！”9月5日下午，余志剛在電話中向新京報記者說道，屬于他的1.6萬元血汗錢拿回來了，生活還要繼續。“孩子上學，老家房子貸款，哪塊救急，這筆錢擱哪塊使。”言語間，他多次表達了對學生們的感謝。

“學生有機會作為代理人接手這個案子是很不容易的，只要能為當事人成功維權，哪怕提供一個咨詢、求助的渠道，我們所做的都是有意義的。”9月6日，法援中心負責人、民商經濟法學院法學專業2021級學生楊殊涵向新京報記者感慨道。

“每年新學期，法援中心都會補充34名新成員，為前來求助的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我們一直在路上。”楊殊涵介紹，自1994年創辦以來，10年間累計有408名成員加入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法律援助的學生們通過值班接待、文書代寫、信件回復、出庭代理、線上援助、普法教育等多種形式，以學生身份，承擔公益的法律援助工作，如今已累計接待當事人超過10000人次。

對于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學們來說，此次案件取得了不錯的成果，但法律援助工作還遠沒有結束。楊殊涵表示，來到法律援助中心的當事人，往往帶著輾轉多地、長期難以得到解決的案件，或者是存在證據不全、法律適用困難等復雜多樣的情況，只要能為當事人提供有效幫助，同學們都會盡力。“每個工作日的中午，我們會準時出現在東門的援助站，希望盡可能幫助到需要法律援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