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鞏悅悅 實習生 白應嬋 張曉文

“有作業？先扔給AI！”這已經成為不少大學生的條件反射。今年春季，山東財經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章妮帶著兩個班級的69名學生，開展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網絡田野觀察”，試圖揭開AI時代大學生的學習生態。

一位“70后”教授的AI探索

“我1996年就開始自己組裝電腦了。”章妮笑著說。這位文科出身的教授對電腦技術充滿熱情，2023年ChatGPT爆火后，她迅速將其引入課堂，開發出“學伴”功能為學生答疑。

隨著AI技術迅猛發展，章妮產生了新的思考：大學生如何使用AI？他們對AI的認知程度如何？恰逢其時開設的《網絡社會學》課程需要探討技術、社會與人的關系。她決定讓學生以“網絡田野觀察”的形式展開調研。

就這樣，69名學生自發組成16個小組，潛入抖音、小紅書、知乎等平臺的AI討論群。觀察結束后，各小組提交了詳細的觀察日志。章妮發現，不同年級專業的學生對AI的使用存在明顯差異。

“很多作業的‘AI味’太明顯。”章妮坦言，近期批改大一大二課程論文發現，不少作業明顯是由AI生成的。雖然這種現象讓她頭疼，但簡單禁止并不現實，“技術介入學習已成必然，教師需要引導學生理性使用AI，但這需要長期努力。”

AI“作業助手”的雙面性

調研顯示，AI已滲透了幾乎所有學生的學習生活。

“用AI生成論文框架，再自己填充內容，效率高又不算抄襲。”參與調研的大二學生張華（化名）表示，自己從大一就開始依賴AI，但逐漸意識到“無腦復制”正導致寫作能力退化，現在她正嘗試改變AI的使用方式。

類似的案例在調研中比比皆是：理工科學生用AI調試代碼，文科生靠它生成論文，甚至數學作業也一股腦兒地甩給AI作答。

調研參與者羅京（受訪者）分享了自己的經歷。起初她對“網絡田野觀察”的操作方法感到困惑，最終借助AI理解了實驗思路。“AI幫我檢索文獻、生成寫作要點，節省了大量時間。”但她同時發現，AI有時候會“幻想”出很多虛假信息。

對于AI，羅京給出的定位是輔助工具，“它給出的東西，需要你追根溯源并且核實這個問題，才能將其應用到自己的作業中。”

AI給出一份超市購物“定制清單”。

從工具到“情感樹洞”

令人意外的是，AI不僅充當“作業助手”，還成為情感寄托。

在獲得四位大學生同意后，羅京小組對其使用AI的情況進行跟蹤記錄。57天的觀察顯示，大學生使用AI，呈現出“工具性”與“情感需求”并存的特點。

“學生會干部競選失敗后，我更傾向于找AI傾訴。”一位受訪學生表示。此外，AI還被用于購物決策、焦慮疏導等場景。這種現象也和羅京的個人體驗不謀而合：“作為選擇困難癥患者，AI的建議能有效緩解我的焦慮。”

讓羅京感到意外的是，以前只以為自己有這種需求，沒想到大家普遍都對AI有情感方面的依賴。

章妮指出，不同專業學生對AI的依賴程度差異顯著。理科生多將其視為工具，而文科生更依賴AI的創意功能，“這對文科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構成嚴峻挑戰。”她強調：“在技術不可逆的今天，關鍵是如何引導學生正確使用AI。”

教育者的困境與探索

和多數受訪大學生的觀點不同，濟南的大二學生李明（化名）指出，AI不過放大了長期存在的學術痛點：“過去會有學生參考豆瓣、百度文庫，現在一股腦涌入AI，問題的本質從未改變。而且現在的各種軟件也會教你如何降低AI疑似率。”她認為，學校應該通過調整教學內容和評估方式來應對這一挑戰。

有意思的是，調研發現，AI依賴度隨著年級的升高而降低。大一學生常直接復制AI內容，而大四學生對待畢業論文則謹慎得多。“AI提供的參考文獻可能是假的，必須親自核實。”一名畢業生表示。

面對AI洪流，不少教師也在摸索使用界限，嘗試將AI融入課堂。

章妮認為，批判性思維需要時間培養。她在《網絡社會學》課程中引入AI工具時特別設置指令：根據下面每個觀點，請從正反多個角度提出不同的思路，以此要求學生對AI生成的觀點進行正反分析。“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辯證性地思考，但如何評估AI輔助下的真實學習效果仍是難題。”

在章妮看來，“網絡田野觀察”揭示了AI為高等教育帶來的深刻變革。暑假過后的秋季學期，她計劃將調研結果融入教學，“要讓學生明確AI的利弊，要讓AI作為大腦的延伸而非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