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惡魔殘忍、暴力

2018年最后一天的傍晚，湖南衡南縣13歲的初二學生羅某，涉嫌用錘子先后重傷其母親譚某花和父親羅某春，并逃逸現場。

譚某花45歲，有先天性智力缺陷。兩人傷重不治。

羅某一怒之下錘死父母后，用父親的身份證購買火車票逃往云南，在大理落網歸案。

此時，距離湖南沅江12歲少年弒母案發生，才剛剛過去29天。

近年來，未成年人惡性殺人案件頻發，其中兇手未滿14周歲的案例并非罕見。

2016年11月，杭州11歲男孩因被指偷錢，殘忍殺害7歲男孩藏尸陽臺紙箱。

2016年7月，廣西梧州13歲少年沈某在偏僻的田地間將隔壁村的黃家三姐弟殺害后，像什么事都沒發生一樣還到受害人家里喝粥。

2015年10月，湖南邵陽一名女老師被人用棍棒打頭、用手巾捂鼻致死后藏尸床底，殺害她的3名少年中年紀最大的只有13歲，最小的年僅11歲。

2012年，廣西一名13歲的少女因不滿同學比自己長得漂亮，將其約至家中殺害后肢解放入袋中。

由于未滿刑事責任年齡（14周歲），以上案件中的未成年人雖然犯下了殺人的罪行，卻未受到刑事處罰。

據2013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在12個省區開展的調查研究顯示：

未成年人犯罪趨于低齡化，14周歲未成年人犯罪所占比例比10年前翻了一番，手段也越發殘忍、暴力。

年齡不是保護傘

“少年惡魔”殺人豁免，不僅令受害人家屬心理上難以接受，還會埋下社會治安隱患，引起社會對少年殺人犯的恐慌。

這種恐慌并非完全沒有依據。

2016年，廣州女童奸殺案的兇手韋某被緝拿歸案后，警方發現在此之前他早已是劣跡斑斑。

13歲時，他曾掐死過一名4歲男童，因未滿14周歲免于刑事責任。次年他再次犯案，捅傷一名6歲女童險些致其死亡，被判6年有期徒刑。沒想到減刑釋放僅僅兩個月后，他又一次犯下滔天罪行。

恐慌也讓不少人開始呼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青少年的心智發育已經趨于成熟，14歲以下未成年人不負刑責的“一刀切”法規，不僅越來越不符合當下境況，甚至成為了部分青少年以身試法的誘因。

很多成年人將青少年犯罪，歸因于由于認知能力不足觸發的惡作劇。

其實不然。很多少年兇手，在行兇之前不僅已經染上吸煙酗酒、敲詐同學的惡習，甚至因搶劫、販賣毒品多次進出當地派出所。

由于年紀尚小，大多在接受過批評教育后便被送返回家。

他們早已習慣將年齡限制當作保護傘。

5年前，山東省一名14歲少年胡某因在廣場持刀傷人后逃逸，家人拒絕配合警方調查并安排他轉學，4個月后，一名同學被他刺死在校園內。

在審訊中，這個14歲男孩的回答令人不寒而栗：“我才14歲，屬于未成年人，殺人不會償命，最多被判15年有期徒刑。”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康麗穎曾在接受采訪時說：

“我在做少年犯訪談的時候，很多少年犯自己知道，14歲之前‘可以’大干一場，16歲之前你也‘可以’干，但到16歲之后就要收斂一點了。”

青少年違法犯罪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令人頭疼的問題。

各國依照本國青少年心智發展狀況、青少年犯罪率和法系等依據，規定法律責任年齡，大陸法系中以12至14周歲為限的國家居多。

那么，降低法律責任年齡意義何在呢？

我們不應該將這視為一種控制青少年犯罪的根本性解決措施。

即使把年齡限制降低至12歲，誰又能保證未來不會出現“12歲之前要大干一場”的少年犯？

降低法律責任年齡的目的在于維護法律公平，對那些犯了“罪”，而不是“錯”的孩子進行懲罰，應該還受害人及家屬一個公道。

目前的狀況是，即使下調年齡限制，由于我國針對少年罪犯開設的收容教養機構很不完善，這些青少年將無處受罰。

這也是沅江弒母少年最初被送回家中的原因。

相比“一放了之”和“一判了之”，更細致的罪行認定規則、處罰分級規則、多元化的法律責任，才是目前最有效的解決途徑。

比如一些英美法系的國家采取“惡意補足年齡”原則。

也就是針對一些低齡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即使低于法律責任年齡，若控方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其在實施犯罪時具有惡意，能夠辨別是非、善惡，則依然要承擔一定的刑事責任。

長大了“再說”就來不及了

不知大家是否和書單君有類似的經歷，初中政治課上老師講解完《未成年人保護法》，課后便有同學打趣說：“我們放學以后去犯罪吧。”

雖然這是一句玩笑話，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中感受到法律威懾力在青少年群體中的缺失。

美國有一檔電視真人秀節目《少年監獄之旅》，被國內觀眾稱為美版《變形計》。

參加節目的孩子可比國內這群抽煙逃學的小屁孩兒“熊”多了。

他們打架斗毆、搶劫盜竊、恐嚇同學、吸食毒品、混跡黑幫，進出警局和法庭如同家常便飯，距離蹲監獄僅有一步之遙。

父母軟硬兼施，什么辦法都試過了，卻無法阻止他們的暴戾乖張。

節目組將這些高危少年帶到美國監獄，錄入指紋，登記姓名和劣跡，換上監服，體驗真正的牢獄生活。

因為在這里，獄警們可不會像父母那樣好言相勸，誰敢不服，他們會揪著你的領子用近乎咆哮的音量斥責和警告，以推搡的方式催促你快點行動。

除了獄警，他們還會與真的罪犯朝夕相處。

其中一個叫拉里的少年特別憧憬黑幫生活，他曾帶著空氣槍到學校威脅老師和同學，跟著街上“兄弟們”搶砸商店，偷盜車中的財物。

剛踏入牢房，一群黑幫成員就搶占了他的床位，把他逼到墻角團團圍住，告訴他：你算老幾，我們才是真正的黑幫，我們回不了家了，轉過身看看，如果你不知悔改，這就是你的歸宿。

到了吃飯時間，監獄的一日三餐都是幾乎看不到餡料的三明治。

拉里問獄長，如果監獄里的犯人揍他怎么辦，獄長說：“如果他們揍你，那就是你自找的，我不會24小時待在這兒看著你。”

節目組當然不會將他們置身于危險之中，參與錄制的都是監獄中表現優秀的犯人，之前的教訓都是他們故意安排的，為了給這群熊孩子一個下馬威。

午飯后，他們會再次坐下來，一對一地和這群孩子聊聊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這般無法挽回的境地的，以及失去自由的痛苦和監獄中的險惡。

最后，這群少年會被送到法庭，進行模擬審判。

書單君小時候很喜歡看鄭淵潔的童話，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孩子在看他的書。

其中有一本《皮皮魯和419宗罪》，用童話故事普及《刑法》知識。每當《刑法》修訂后，還會在下一次重印時進行相應的修改。

這本書的豆瓣頁面上有數條評論大呼內容“粗暴”不適合小孩閱讀，的確，老鄭的童話故事經常撕開社會暗黑的一面，以示警醒。

有些家長可能會覺得“孩子還小，根本不懂得法律，等他長大了再說”，但等到長大了“再說”就來不及了。

被“放養”的孩子該何去何從

關于預防青少年犯罪的問題，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已經被討論了無數次，可終歸是紙上談兵，回到現實里有太多的無奈。

從2018年12月的兩起少年殺親案和文章開頭列舉的案例中不難發現，很多惡性案件發生在縣城和農村，這些孩子就讀的鄉鎮學校師資力量不足，管理混亂，校園暴力橫行。

而由于經濟條件艱難，很多孩子的父母忙于生計，無暇顧及家庭教育。

這些少年的周圍，是無條件準入的網吧、無條件售賣的煙酒店、暗中租售色情影碟的鋪面、設有賭博機和刮刮獎的文具店……

在糟糕的成長環境中，被學校和家長放養的青少年很容易走上犯罪的深淵，和美國黑人街區青少年暴力犯罪率極高是一個道理。

這些都不是光談談教育就能解決的。

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政府機構和民間公益組織的幫助變得非常重要。

目前在國內，幫扶的責任主要落在居委會、街道辦事處、村委會和當地派出所的身上。

但這些機構和組織都是多面手，每天要處理的事情繁多龐雜，很難做出什么實質性的幫助。

在一部拍攝于廣州火車站派出所的紀錄片里，一名男子帶著女兒在廣場上行竊被捕，小女孩的媽媽對她很不好，所以當民警提到將她送回母親住處時十分抵觸。

如果將孩子送到福利院，父親出獄后，需要出示DNA親子鑒定，才能將女兒帶回家，但他無力承擔鑒定的費用。

盡管小女孩央求了一路，最終還是被送回到母親那里。

很難想象，這個女孩的未來會是怎樣。或是離家出走流落街頭，或是等父親回來后繼續在廣場上當小偷。

面對鏡頭，警察叔叔也很無奈，他們能做的只有這些。

那個錘死父母的13歲少年羅某，他的家庭又是什么樣呢？

母親和妹妹有智力缺陷，全靠父親務農支撐整個家庭的經濟開支。

在成長的13年里，又有誰關心過他的自卑和窘迫。

完善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養需要經濟發展為支撐，相較之下，開設收容幫扶社會邊緣青少年的機構是更實在可行的措施。

根據全國婦聯2013年的統計，我國有近6103萬留守兒童，留守兒童犯罪率占未成年人犯罪70%。

社會對留守的幫扶，局限于經濟救助，心理或情感上的支持主要由民間公益組織的志愿者來完成，但非常少。

一批又一批來自城市的志愿者們的短暫性幫助，不僅起不到幫助的作用，反而容易激起孩子們的消極情緒。

在德國每個城市和地區都設有未成年人保護局，專門負責青少年以及兒童的福利和保護工作。

在日本，有200多個兒童咨詢中心，其中130家左右同時設有臨時保護所。

預防青少年犯罪，需要的正是這種穩定的機構，能定期進行電話訪問或家訪，提供簡單的心理輔導，必要時能收容這些孩子。

在家庭教育缺失，學校教育失效時，穩定的機構可以引導被放養的青少年，而不是把他們像踢皮球一樣踢來踢去。

在少年殺人案件頻發的新聞背景下，很多人憤怒地認為應該把他們關進監獄接受懲罰。

的確，對于殺人的低齡未成年人，僅僅靠教育感化并不是一個正確的示范，連路人都難以接受，跟何況受害者和家屬。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說，相比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完善少年司法體系，是更好的從法律的角度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方法。

然而，比“少年惡魔”更讓人感到憤怒和無奈的是他們的誕生。

被溺愛的孩子，他的幸福很可能僅限于童年。

被放縱的孩子，他的不幸必然會伴隨于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