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青少年心理健康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青少年的抑郁癥狀檢出率為24.60%，重度抑郁癥占比7.4%。

春季開學前后是每年中小學生心理危機的高發時段。近日，澎湃新聞采訪了多位孩子出現心理障礙的家屬、心理治療師等，發現孩子遇到心理問題初期可能不易被發現，他們“求救”或爆發時問題已經較為嚴重。而要幫助他們度過心理危機，則需要家庭等各方認識到問題并做出改變。

對于孩子內心的隱秘角落，我們需要投入更多關注。

楊圓清晰地記得那一天。

她下班回家，女兒小瑤正默默地寫作業。雖然察覺到女兒情緒不高，但她并沒有在意。晚飯后，小瑤從房間走出來，對她說，“媽媽，你幫我找一個心理醫生吧。”

那天是2021年5月9日，聽到女兒說出這句話前，楊圓從未意識到自己的孩子可能需要心理方面的幫助——當時小瑤14歲，上初二，和她關系親密，常常主動聊起在學校發生的事情。而且，小瑤性格不算外向，但也不怕生人；從小到大，學習勤奮，在家長會上總是被老師點名表揚。

心理問題的產生往往有著復雜的成因，有時能辨認的只是某個具體的誘發因素。人們漸漸意識到，心理問題并不單與個人成長、家庭或學校相關聯，也許還受到更為廣泛的社會層面的影響。但家庭，或許是最重要的“心理港灣”。

遲來的關注

小瑤“求助”時，她遇到的問題可能已經比較嚴重了。

楊圓帶她去看了心理咨詢師，又去了精神衛生中心。小瑤做了電腦上的各種題目，和醫生聊天，最后確診為重度抑郁癥。在咨詢室外，楊圓隱隱約約聽到女兒和咨詢師說了幾句話便開始哭泣，越來越大聲。

楊圓心里難受，之前她問過小瑤，是不是有什么不開心？女兒什么也沒說。

在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工作的6年里，心理治療師韓慧見過許多青少年患上抑郁癥、焦慮癥、進食障礙等心理疾病。他們的狀態表現各異，有的和家庭成員存在矛盾，或難以適應人際交往，有些則正處于休學狀態，共同的特點是正經歷著情感上的痛苦。她還注意到，近幾年，來就診的青少年年齡越來越小，很多來到精衛中心就診的孩子只有十一二歲。

父母們一般通過孩子的行為表現來判斷是否需要就診。一些孩子到醫院時，已經表現出社會功能上的受損，例如不想上學、游戲成癮、和父母頻繁發生沖突。當孩子心理上的問題從日常中浮現，父母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心理障礙發生的原因往往受多種因素影響。世界衛生組織官網介紹，在任何時候，各種個人、家庭、社區和結構因素都可能會成為精神健康的保護因素或破壞因素，包括情緒技能、遺傳等。面臨不利環境（包括貧困、暴力、殘疾和不平等問題）的人屬于高風險人群。對于某些心理障礙，如抑郁癥，經歷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可能使患病的風險更大。

2020年9月，在山西讀高一的女孩林林，剛開學不久便告訴母親方璇不想再去上學了。那天，林林和學校老師發生沖突，成為引爆壓力和情緒的導火索。她躲在廁所給方璇打電話，一邊說一邊哭。方璇從電話里聽見老師叫孩子出去的聲音。

一些癥狀隨之而來。那段時間，林林常常頭疼、胃疼，出現不明原因的發燒、失眠等癥狀。在醫學上，這些表現被稱為軀體化，指不良情緒或心理障礙轉化為身體上的癥狀表現出來。

方璇帶女兒去醫院，檢查做了不少，但除了鼻炎和腰椎間盤突出，其它方面都沒事。在親戚的提醒下，她和林林去看了一位心理咨詢師。咨詢師告訴方璇，林林是重度抑郁癥。

2020年11月，林林開始請假在家休息，過完年，方璇去學校辦理了休學手續。

漫長的診療

有時候，小瑤一個人坐著，低著頭不說話，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嚴重時，會有更明顯的軀體反應，比如手抖、肚子疼。

確診重度抑郁癥后，小瑤開始每日服用精神類藥物。頭兩周，藥物反應讓楊圓不忍，小瑤精神差，經常惡心、頭暈。但楊圓甚至沒機會擔心藥物可能造成的長期影響，“當時的狀態只能吃藥，不吃藥能怎么辦？”同時，楊圓堅持帶小瑤去進行心理咨詢，密集的時候一周兩次。

2021年6月，小瑤參加了學校的期末考試。暑假期間，楊圓沒要求她做任何作業，純粹在家休息。9月開學第二個早自習結束，小瑤就回家了。她暑期沒有預習，聽不懂課，但同學好像都懂。10月，楊圓正式幫她辦理了休學。

她和女兒到學校提出休學時，班主任勸她們再考慮考慮，說如果繼續上學，可以和每位老師說好，不要求孩子完成作業，也鼓勵孩子只要堅持上課，升學一定沒問題。小瑤不說話，只是低頭落淚。

楊圓沒有猶豫，堅持休學，“我只要孩子健康快樂，別的都不要。”但另一方面，她又陷入迷茫和無助，為什么已經吃了快4個月藥、看了無數次心理咨詢，孩子還是那么痛苦？

心理疾病的恢復周期，通常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限。韓慧在醫院的臨床心理住院病房做心理治療師。在這里住院的孩子有患進食障礙的，也有患強迫癥、抑郁癥等疾病的。不同類型問題的患者入院治療的周期不同，進食障礙患者住院周期一般在兩三個月左右，抑郁和焦慮患者住院時間一般在一兩個月左右。

但出院不意味著完全康復。以抑郁癥為例，抑郁科普平臺、康復社區“渡過”發布的《2022年青少年抑郁功能恢復藍皮書》顯示，抑郁發作后，青少年患者伴隨殘留癥狀以及社會功能受損。而受復發及殘留癥狀等因素的影響，抑郁癥更趨于慢性化。

在“渡過”的調研中，近五成的青少年患者病程超過2年，其中有約10%達到5年以上。另外，調研中一半以上患者經歷過復發，其中約22%的患者復發次數在3次以上。

韓慧見過住院兩三次的患者，有的出院一周又回到了病房，但她對“復發”的定義更為謹慎。“可能他覺得自己（恢復）差不多，想出去試一試，但其實還沒有準備好，回家之后沒有安全感。”她解釋，“心理疾病有一種不確定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好，可能反而更焦慮了。”

她注意到，許多再次回到病房的患者和家人都會有心理上的負擔，擔心會不會再來一次，也有人會調整心態，說沒關系，“但悲傷的情緒還是在的。”

上海市精衛中心，韓慧在工作中。  本文圖均為 受訪者 供圖

家庭的反思

有觀點認為，家庭要為青少年出現心理問題承擔最主要的責任。但韓慧也理解家庭的不易。

“家庭對每個人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我不認為是決定性或者絕大部分的。人是一個多樣性的生物，除了家庭，還要去接觸外界（環境），社會的、學校的。”她說，有的父母完全暫停了手上的工作，陪伴孩子住院、一點點好轉。

家庭是支持青少年度過考驗的關鍵。在醫院，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往往結合起來運用。住院期間，醫院提供多種形式的團體輔導，例如會有游戲、藝術治療，也會使用認知行為療法、辯證行為療法等。韓慧所在的病房允許家長陪護，陪床的家長們和孩子一起學習課程，進行家庭治療。

有些青少年的癥狀多表現在家庭中。韓慧見過一個10歲女孩，和家里人不交流，也不愿意上學，洗澡、吃飯都很被動。家長把她送來住院時，女孩一句話也不說。她覺得，孩子挺嚴重，似乎交流、日常生活等社會功能受損。但出乎意料的是，女孩獨自在醫院住了一星期，慢慢開口說話了，和同院的小伙伴一起做游戲，表現得挺外向。

從女孩的口中，韓慧了解到，女孩父母之間沖突大，意見往往不一致。她給女孩父母做家庭治療，也發現兩人總是控制不住地相互指責。韓慧向這對父母直言，“如果此刻我是你的孩子，我都感到呼吸很困難。”

“爸爸媽媽意見不一致，孩子最后就不愿意講話了，我到底幫誰呢？但是她脫離了家庭環境后，病房又有很多小孩子，培養起來純真的友誼，又可以玩游戲。換了一個環境，她好像慢慢地又活過來了。” 韓慧說。

女孩在醫院待了一個月，韓慧給她的父母做了4次家庭治療。到后來，這對夫妻已經能意識到他們一直在爭吵，以及爭吵給孩子造成的影響。漸漸地，他們發生沖突的頻率在降低。“他們之間有隱藏得很深的情緒，4次咨詢肯定不夠。但他們的確在思考，接下來怎么做，至少在孩子面前要一致。”韓慧說。

在女兒林林確診一段時間后，方璇才明白孩子曾經的表現意味著什么。初二的時候，林林常拿筆在手腕上畫，畫出割裂的效果。心理咨詢師告訴方璇，孩子有自殺念頭好久了，幸虧他們去得還算及時。

方璇尋找孩子生病的原因，回想著和孩子相處的每個細節。林林成績中等，從小學開始就說不喜歡上學，但是安靜、聽話、懂事。到高中，林林偏科比較嚴重，高一英語能考到滿分，數學只有20分。方璇不要求成績，但丈夫嚴厲，從林林小學開始就因為學習打罵孩子。

因確診抑郁癥提出休學時，方璇丈夫仍不同意。他脾氣火爆，讓孩子必須上學。“孩子說要去死，爸爸就說那你去死吧，然后摔門走了。”方璇說。

方璇逐漸意識到，父母之間的沖突關系、父母和孩子間的不良溝通，都可能給孩子造成傷害。

她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林林想全家人一起去旅游，方璇丈夫心里是想去的，但是因為工作不好請假，所以一直拖著不回復孩子。孩子有點不開心，方璇就去問他。丈夫被逼急，夫妻倆吵了起來。林林哭著說，“你們如果不生我還有這些事情嗎？為什么要生我？”

咨詢師告訴方璇，對孩子來說，吃藥、住院、咨詢都只是輔助手段，只有父母改變自己，孩子才能真的好起來。

林林拍下的晚霞

方璇主動學習心理學知識，去了解情緒的發生與處理，并希望影響、改變丈夫。在和丈夫發生矛盾時，她先肯定丈夫好的一面，再談具體問題。為了讓丈夫更了解抑郁癥，她找來網上的科普視頻。丈夫和孩子溝通時，她錄下對話，把錄音放給丈夫聽，讓他知道溝通是哪里出現了問題。

讓方璇松一口氣的是，丈夫聽了錄音說，覺得自己不對，他此前沒有意識到自己是這樣的。

（為保護隱私，除韓慧外，其余受訪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