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改革實驗區將縮短學制、取消中考”，就是這么一則沒有出處、沒有根據的“小作文式謠言”，在微信群和朋友圈中不斷發酵，讓區級教育局乃至教育部先后辟謠，連續登上了1月6日和1月8日的揚子晚報。如今雖然成功辟謠，但背后卻是海量師生和家長的關注與不安、大量媒體和教育部門的疲于應付，讓人不得不感嘆：天下苦“小作文”久矣。

“小作文”從何而來？一因流量二因利益。

先看流量導向型“小作文”。在各類網絡平臺“唯流量論”的利益分配規則下，以吸粉引流、點贊曝光為“第一要務”的自媒體從業人員和“網絡水軍”選擇編造謠言吸引關注，形成熱點后又引發大量自媒體賬號迅速模仿、跟拍“二次發酵”。比如2023年10月的上海4歲女孩沙灘走失事件中，一家自媒體運營公司便編造了“女童父親系繼父”等謠言進行引流傳播，非法獲利4萬余元。此外，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應用，被不法分子用來一鍵生成虛假信息，也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造謠成本。這不，去年江蘇警方就通報了一例利用人工智能編造“女大學生遭持刀襲擊并被強奸”的謠言。

再看利益導向型“小作文”。去年7月中央網信辦通報的網絡整治典型案例中，第一個就是“股市小作文”。這類“小作文”主要聚焦股市，動輒以“內幕消息”“獨家報道”為噱頭，編造上市公司動向，炮制重要會議決策，更有直接偽造所謂的“紅頭文件”。越是波動之際，越能看到各種“小作文”興風作浪。事實上，股市“小作文”絕非惡作劇那么簡單，其背后跟著的，往往是操縱股價、投機炒作、拉高出貨、左右騰挪等違法違規行為。在A股市場發展歷程中，因“小作文”引發的波動已有多次。

相對而言，流量驅動的網絡謠言傳播范圍更廣，利益驅動的網絡謠言危害更大更直接，但總體來看，“小作文”瞄準人們的關注點或焦慮點，往往借助網絡空間發酵后，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恐慌和損失，更需要監管部門、網絡平臺、網民大眾形成合力。

打擊“小作文”，首先要打準、打痛，監管部門發現一個打擊一個，通過打擊一個來震懾一片。遇到惡意造謠，利益受損方不應止于投訴和道歉，而是該起訴則起訴，能索賠就索賠，這樣才能真正直戳違法者的痛處，抬高造謠傳謠的成本。

打擊“小作文”，還要打出“組合拳”。除了監管部門，參與主體也有共同抵制網絡謠言的責任。比如平臺方要切實負起主體責任，在追求流量的同時不應忘卻社會責任，通過不斷更新技術手段來精準識謠止謠，優化舉報和處理謠言的流程及周期，盡可能縮短謠言發酵的時間。相關部門，尤其是和大眾利益緊密聯系的民生部門，不僅要第一時間回應不實信息，更要有“防謠意識”，主動及時有針對性地加強政策解讀等信息披露——當權威信息快于造謠者“構思”時，謠言自然沒有了發酵的土壤。

“小作文”之所以屢禁不絕，還在于部分網民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媒介素養有待提升。面對言之鑿鑿的“小作文”，我們不妨少一些情緒化的跟風轉發，多一些獨立思考和“等等看”的定力，避免客觀上成為造謠者的幫兇。

回到這次教育改革的謠言，期待警方能揪出始作俑者。到時候，我們會送他再上一次頭條。

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評論員 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