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早晨7點半，武漢理工大學自動化學院研三學生陶崇園從宿舍樓墜下身亡。事件發生后，陶崇園的親友在網上公布了部分死者生前的聊天記錄，并認為其死因與導師王攀對他的長期壓迫有關。

被網友和媒體廣泛關注的聊天記錄包括，導師王攀命令陶崇園為其辦理種種生活瑣事，要求每晚8點到其家中，甚至讓喊他“爸爸”。

這讓人聯想起，前不久西安交大的一個博士生的類似遭遇。那位最終選擇自殺的博士生楊某，同樣被在聊天記錄上發現，其導師周某經常要求其幫自己澆花、洗車、打掃辦公室、拎包、去停車場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裝窗簾等。

為什么導師與研究生的“師生關系”，會在這些個案中呈現為畸形的權力關系？為何受到壓制的學生沒有正常的解決渠道而只能一忍再忍？為什么類似案例屢見不鮮？怎樣才可能扭轉這樣的局面？

畸形權力關系的冰山一角

盡管導師壓迫學生的事屢見不鮮，但陶崇園之死仍觸目驚心。一處本該哺育莘莘學子的園地，卻成為畸形權力關系的樂園。陶崇園之死，再一次將高校導師制度的問題擺在臺面，但這種畸形關系不僅僅存在于高校之中，要改變它，也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陶崇園的導師是王攀，是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通訊評審人、教育部科技獎勵網絡評審專家。種種頭銜，不勝枚舉。當悲劇還未發生時，外人以為陶王二人關系融洽。陶崇園不但為導師做家務、打理足球隊，還將數千元的獎學金捐給研究所。甚至，在事后公開的截圖中，陶崇園要喊王攀“爸爸”，說：“爸我永遠愛你。”

陶崇園姐姐在微博上公開的陶崇園生前與導師的聊天記錄。

可在悲劇發生后，陶崇園經歷的煎熬才為公眾所知。為了招攬陶崇園，導師王攀曾許諾為前者推薦留學生讀博，可臨近讀博，他又威脅學生，必須在他手下讀博，否則無法畢業。而當陶崇園準備找工作，王攀也要橫加威脅。讀書期間，陶崇園一直隱忍，對親人，也只是云淡風輕提及此事，可以說，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并不弱，更談不上矯情。而悲劇發生后，根據媒體披露的消息，導師王攀在群里發出公告：“從即刻起，研究所新招成員，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必須通過心理測試。”校方給家屬的反饋則是：1、初步認為學校和導師無責；2、已經請了律師走法律程序；3、出于人道會給予5萬元安撫金。

陶崇園之死揭開的高校師生權力關系，在年初的北航陳小武事件中也有體現。2018年1月1號女博士羅茜茜實名舉報長江學者陳小武性騷擾女學生。此事在當時成為社會熱點，據媒體報道，陳小武的濫權行為在校內人盡皆知，但他的學生們敢怒不敢言，畢竟，如果高校女學生要舉報一位學者或行政官僚，不但關乎她的學業，還要賭上她的聲譽。在追責系統不完善的今天，高校女性要維權，難度巨大。

在MeToo運動活躍的年初，北航陳小武事件有一個相對積極的反饋，但更多高校學子的悲劇說明——事情遠未到樂觀的地步。人們異口同聲呼吁加強家督，但監督機制的缺席只是表象原因，許多高校是能監督，卻選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為什么？因為教育資源分化、學術壟斷積重難返，高校很難會因為學生的人格尊嚴受辱，就得罪圈內名流學者、官僚，他們要保持學院的招牌。

在高校，基于人情的“護短”十分普遍。站在學生眼前的不只是一位導師，還有他身后龐大的人情網絡。同時，權威之所以有恃無恐，更因為社會上有一種觀念保駕護航。還記得發生于西安的寒門博士之死嗎？那是今年年初的事，新聞報道：“29歲的西安交通大學藥理學博士生楊寶德，因在讀博期間不堪來自導師非學術上的壓力而自殺身亡。”在讀博期間，楊寶德除了專業研究之外，還要替導師“澆花、打掃辦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車場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裝窗簾”，甚至為其熟人女兒做家教、陪老師吃飯、幫老師擋酒，以至于他在身體和精神上都背負巨大壓力，最終決定自殺。

在他自殺后，除了惋惜之聲，以作家六六為代表的一種聲音也引人注目。六六說：“現在的孩子都不知道腦子里想什么？裝個窗簾、買個菜，打掃個衛生就委屈死了？到底是個村娃，自視甚高。俺們跟師，出門拎包抱著杯子，鞍前馬后辦入住，洗洗涮涮海生怕師父不滿意。人哪！別太把自己當回事。所謂學習，不僅僅是課本的，也是做人的道理。你伺候伺候老師，那不是應當的嗎？”

西安交大博士生楊寶德生前的聊天記錄，除了生活瑣事，其導師還曾表示楊的女友與他“不配”。

《紅樓夢》說“心冷意冷口冷”，用到這里卻也貼切。實際上，六六的說法看似驚奇，卻根植于不少導師、領導的觀念中，他們成長的環境影響了他們對青年人的評判，他們認為要求學生端茶送水洗衣服也是學做人的一部分，是行業內的規矩，他們過去怎么過來，就希望年輕人再經歷一遍，他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而那些反抗的學生，在他們眼里，就成為“不會做人”的代表。

在過去，師生間的平衡，需要道德作為約束力量，因為僵硬的典章制度、法律條文，無法對師生生活照顧地事無巨細。在一些模糊地帶，就需要雙方自行解決。的確，大部分老師秉持師德，對學生給予幫扶，學生出于感激之心，也愿意在自身義務之外對導師做出更多貢獻。但在陶崇園及楊寶德的事件中，導師要求學生做的事，明顯已經超過了學術領域。諸如維護足球隊、洗衣服、陪酒等事，跟學術都沒有關系。

身為老師要明白一點——學生可以有幫助老師之私念，但老師決不可存有此心。這種額外幫助，本不屬于學生義務。所以孔夫子說：“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今天的老師尊尚孔子，這句話應該銘記在心。這一點上，文學博士張向榮在《師道尊嚴就是師生的人格平等》一文中說得很明白。

撼高山易，撼觀念難

陶崇園式的悲劇不獨發生于校園，更彌漫在整個社會中，它未必是以死亡的面目被人關注，更可能是心理的創傷，經年累月，成為受害者內心的疤痕。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校方愿意給予導師那么大的權力？為什么一次次的高材生悲劇之后，狀況依然如故？事實上，這種畸形的權力關系，普遍存在于社會每個角落，它可以以不同面目出現在不同圈子里。在高校，是學生喊導師做爸爸，不但論文署名讓給導師，還要給導師端茶送水做家務；在文學圈，是新生的作家要給權威評論家送禮，坐在權威獎項席位的評委，更是拜山頭的重災區；在影視圈，是年輕女演員給導演們表演才藝，表演還不夠，還得去家里做客；以及，一次次陪領導參與飯局，供人消遣，以公事之名，行濫權之實。

寒門生活在一個人情的大染缸里，像《遠大前程》的皮普突然來到大倫敦，一時摸不著北。在這個染缸中，身處下級的人，顧及人情，哪怕上級做出逾越規則之事，也要三緘其口。與此同時，由于他們的晉升通道被牢牢掌握在上級手里，他們在圈子里的人脈和聲譽，都與上級有關，他們就不得不做出妥協，不到忍無可忍，就保持慈眉善目。

《遠大前程》

作者：  [英] 狄更斯

譯者： 王科一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1年5月

中國人強調隱忍，凡事能忍則忍，不能忍，也要調和折中。這種隱忍哲學，在古代是做臣子的學問。做臣子，就要把君主當父親一樣對待，自己不是兒子，便是兒媳婦，凡事擔君之憂，不可有一己之私，家里出事了，也要關起房門，不可外揚家丑。這種臣子哲學，在清代發揚到極致，所以有了漢臣張廷玉的“萬言萬當，不如一默。”有了想做奴才而不得的人。如今，大清亡了，但這種臣子哲學，卻流行于社會的方方面面，領導被當作父親一樣呵護著，部門里的人打交道，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若是真出了事，就要小心翼翼包著。一件華美的衣裳，破了個洞，仆人想的不是修復它，而是假裝沒看見這個洞，還要說：“真美，真美。”

所以，陶崇園悲劇發生后，有人說要加強建立心理干預機制，加強學生心理素質的培育，筆者保持謹慎。要提防這些冠冕堂皇的話，成為換湯不換藥的隱忍哲學。更重要的是，不從根子入手，不改變畸形的權力關系，僅僅對學生做心理干預是杯水車薪。當此之際，更需要運用輿論的力量，利用外部的言論，扣響鐵屋子的大門。撼高山易，撼觀念難。社會觀念不變，約束一個王攀，也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魯迅說：“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遍攬當今校園，怯者俯拾皆是。而象牙塔，是這個社會的冰山一角。

限制導師權力，要如何施行

現在，大眾有一個共識，那就是要限制導師的權力，保護學生的人格尊嚴，可是，怎么限制，怎么保護，如果要落實，勢必要談到具體問題。

是成立一個專門的監察小組，加強對導師的監督？可是，且不談誰來成立、校方是否有此人力、資源建立和維持，如果真的新設立這種監察性質的小組，會不會讓假公濟私之徒，以監管之名，行敲詐勒索之實，讓本就官僚化嚴重的大學更加舉步維艱？若真如此，勢必對學術活躍造成巨大打擊。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局面。

在羅茜茜實名舉報北航教授陳小武性騷擾之后，北航官方發布了對于陳小武的處理通報。

以及，如果進一步約束導師的行為，相應提高研究生、碩士生的話語權，甚至鼓勵后者自發檢舉導師違規行為，這樣會不會引起“學術碰瓷”現象大面積發生，會不會使師生關系淪為互相仇視的關系？倘若輿論僅僅從學生的的角度思考問題，沒有對全局的把握，很可能矯枉過正，反而適得其反，不利于良性師生關系的重建。

按理說，要最大可能避免師生沖突，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讓導師與研究生的關系，淡化到如本科學生與老師的關系一樣，上課、交作業，私事一概不過問，如此兩相太平。但這不但不符合研究生的培養目標，也容易讓師生關系淪為機械的工作關系，我布置任務，你完成任務，彼此只有工作需要，沒有感情。在中國大背景里，這很難想象，因為中國教育是很注重師承的，一位研究生冒頭，很多人問他的第一句就是：“你的導師是誰？”圈子就這么點地方，你說出來，往往別人都有印象，你的導師是誰，甚至影響到他者對你的看法。

一種理想的師生關系，是惺惺相惜、互相珍視，彼此不但為學術之友，在生活上也噓寒問暖。導師為了建立理想的師生關系，哪怕只是為了更深的傳授自己的學問，也絕不會將與學生的關系局限于功課之中。有的時候，導師甚至會好心將學生推薦給刊物編輯，幫助學生發表作品，而這種幫助，本不在他義務里，學生感念于此，也會主動替老師分擔工作。這是一種諳熟于心的相處方式，但也因為這種曖昧空間，留下許多爭議。比如同門抱團、權力傾軋、人情高于學術本身等。

但是，承認現狀的合理部分，并不意味著默許陳規，今天象牙塔里的悲劇，已經說明這種反思、改良高校導師制度很有必要。需要商榷的是，要怎么改？才能在保障學生人格尊嚴的同時，不損學術競爭力。才能夠盡量避免學術人才外流他校。如果只是某一院校限制導師權力，導師完全可以擇機跳出這座象牙塔，令尋他處，大顯身手，在這個人才爭奪戰白熱化的時局，高校是不敢冒這個風險的。高校看重導師的學術能力和社會名望，看中他掌握的關系網，所以才會容忍導師的一些齟齬。也許，只有由國家部門牽手，制定一個面向國內所有院校的方案，才能應對這一問題。但是，這個方案即便有人醞釀，要真正出臺，必將阻力重重。

也許，公眾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陶崇園式的悲劇還會一次次發生，短期內局面不會改變。

完善制度、轉變觀念是一條漫漫長路，過程中，我們甚至會面臨西西弗斯式的困局，但風物長宜放眼量，事后看來，那些看似無用的努力，最終恰恰推動了制度與觀念的改良。環境看似鐵板一塊，仍有周旋的夾縫，陳小武事件就是一個振奮人心的例子。在改善高校師生關系這件事上，同樣可作如是觀，而我們這些看客首先能做的，就是面對陶崇園之死這樣的悲劇，打破沉默、積極思考，不要視而不見。

原標題：陶崇園之死：畸形權力關系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