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光明日報記者 姚曉丹

　　學人小傳

張晉藩，1930年7月出生于遼寧沈陽，祖籍山東煙臺，著名法學家，法學教育家，“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長期從事中國法律史學術研究，是新中國中國法制史學科的主要創建者和杰出代表，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國法制史學科的理論基礎和結構范式，研究領域涉及部門法史、民族法史、專題法史、法文化史等。主編《中國法制通史》《中華大典·法律典》《中國少數民族法史通覽》，展示了中華法制文明的歷史面貌，彰顯了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與法律智慧。他還創造了多項第一：招收培養了第一屆法律史學博士生、第一屆法學博士留學生，創建并主持我國首個法律史國家級重點學科基地。在創建法學學科體系、課程體系、教材體系等方面，亦作出開創性貢獻。

《中國法制通史》（十卷本）

多年以后，張晉藩依然清楚記得76年前的那個日子。

那是1949年10月1日，早上7時許，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同學們列隊走出校園，一路高歌前行，19歲的張晉藩心里滿是感動，“迎面吹來的風都是甜的”。大家步伐輕快，約莫中午時分，就從頤和園的校址走到了天安門。“我們等啊等啊，一邊等一邊期待著，下午三點，廣場上的廣播響起來了，盡管天空中的云層依然很厚，但是很快我們聽到了飛機從頭頂飛過的聲音。開國大典開始了，我一直努力忍住眼淚，直到毛主席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我的眼眶頓時盈滿淚水。”張晉藩對記者講述，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天。

此后76年，他與共和國一起成長，將法律史學科一磚一瓦地搭建起來。他以確鑿史料論證了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是“諸法并存，民刑有分”，打破了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只有刑法、沒有民法”的論斷，修正了學術界不承認中國固有民法的偏見，讓中國在世界法律史發展進程中有了自己的聲音。

　　向學從愛讀書開始

縱觀張晉藩的學術歷程，不難發現其幼年對讀書的熱愛，正是奠定其學術根基的關鍵。

“尤記得臨睡前，父親常常講《三國演義》，過五關斬六將、七擒孟獲等故事扣人心弦。”張晉藩回憶道，父親重視教育，書柜里裝滿歷史小說等書籍，還有國內外名人傳記等書籍。除《三國演義》《水滸傳》《隋唐英雄傳》之外，《曾文正公全集》《飲冰室文集》等著作也為幼年的他提供了精神滋養。初中時，《居里夫人傳》深深打動了他。居里夫人在簡陋環境中，從瀝青鈾礦提煉出鐳的壯舉，讓年少的他領悟到，“做學問也大抵如此，不怕苦才有收獲”。

父親還口傳心授一套背書方法，令他受益終身：“背完后在心里默誦一遍馬上閉目休息，眼觀鼻、鼻觀口、口觀心。”這一方法后來也成為他培育學生的秘訣之一。

少時張晉藩曾讀到南宋詩人翁森的《四時讀書樂》，其中“讀書之樂樂無窮，春夏秋冬樂其中”令他記憶尤深。自此他認定讀書是件樂事。除了讀書，他還和父親學習“寫兩筆字”，小時候能寫蠅頭小楷，中年后視力受損，于是“越寫越大”。

如今，張晉藩先生早已著作等身，編著的書籍逾千萬字，其中積淀必然自讀書來。書不僅要讀，還要慢讀、精讀、寫讀書筆記。1950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開學典禮后，組織調張晉藩攻讀“國家與法權通史”（即今之外國法制史）研究生，他心里很是高興。當時法律系20余名研究生分為6個學習小組，張晉藩被推選為組長。他與另三名法制史專業學生同住在細瓦廠胡同六號院內，除了去鐵獅子胡同1號上“聯共（布）黨史”“政治經濟學”等大課外，其余時間都在宿舍自學。“老師布置的參考書很多，每周檢查一次，不用功是不行的。”張晉藩回憶說，作為組長，他每周一早課都會向全組成員公布其精心制定的讀書計劃，詳細列出書名、頁碼、詳讀、略覽的不同要求，以及讀書筆記規范等。

之后兩年，張晉藩度過了豐富多彩的學習生活。“指導我們的蘇聯專家叫瓦里赫米托夫，曾經參加過蘇聯衛國戰爭，而我當時在同學中俄語學得最好，課間經常陪他散步聊天。”張晉藩說，當時的系主任是法學家何思敬，主講的古代歷史學序論課程深入淺出，令他受益良多。

1952年6月畢業考試期間，張晉藩卻患了流感發高燒。“教研室主任肖永清老師建議我延期考試，我堅持不延期，在考場上用7分鐘就迅速厘清了答題思路，隨后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小時。考后總結，考官們說我的功夫都下在平時。”

1952年9月，張晉藩正式成為一名法律史專業教員。

作為新入職教師，張晉藩很快遇到了自己的“偶像”。一次，何思敬先生讓他去東單小雅寶胡同邀請侯外廬先生為教員授課。“侯先生提到‘革新’的重要性，即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所謂‘人惟求舊，器惟求新’，這對我后來治學很有影響。侯先生講學時我始終陪同往返，我當時暗下決心，今后也要努力成為像侯先生這樣受人尊敬的學者。”張晉藩告訴記者。

“人惟求舊，器惟求新”，也成為他學術生涯的最佳“注解”。張晉藩初登講臺時，正值學界機械照搬蘇聯治學方法的時期。中國法制史在當時按照蘇聯的學術習慣被稱為“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并按照蘇聯教科書范例分為經濟概況、階級結構、國家制度、法律制度四個板塊，通稱“四段論”，形式上各自獨立，各章節間缺少內在聯系。“這般松散如何能成體系？在以后我編寫的《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講義》中，力求避免這種結構。”張晉藩感慨道。

張晉藩為博士生授課。

　　“諸法并存，民刑有分”：中國法制史研究新突破

從成為法律史專業教員開始，張晉藩翻開了學術道路新的一頁。

1954年8月6日，青年教師張晉藩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他第一篇理論文章《中國舊民主主義憲政運動的破產》。在法律史專業的四梁八柱上，他釘上了一顆堅實的釘子。

“雖為開山之作，這篇文章卻展現出超預期的成熟度，見報后無一字改動。”今日回憶起來，張晉藩依然十分感慨。

與之并行的，是他在法制史領域的深耕細作，不僅研究民法史、刑法史、行政法史、監察法史等主流領域，更開拓了少數民族法制史等空白地帶。這些領域的研究資料極難收集，需要大量的田野調查，張晉藩仍依然堅定選擇啃下這塊“硬骨頭”。“就像居里夫人，她不斷地溶解、提純，最后才發現了鐳。在我看來，學術就是需要這樣的韌性。”張晉藩如是說。

從一個線頭開始，他不斷求索，久久為功，直到織成一件名為“法制史”的華服。

1961年初，張晉藩開始編寫《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講義》的古代史部分，真正踐行了“人惟求舊，器惟求新”理念。在結構上，他突破了蘇聯教科書的“四段論”框架；在內容上，將重點轉向法律制度的敘述，改變了此前常用的“以國家制度為主，以法律制度為輔”的文本格局。該講義關于法律制度的敘述文字占比超過三分之二，不僅在篇幅上凸顯了敘述的“法制”特色，更對特定法律制度進行了全面、具體的闡釋。這本講義后來被全國各大學法律系普遍采用。

年少時的博聞強識，讓這本講義在史實運用方面展現出較大的豐富性與準確性。他的學生、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人博這樣評價：“書中俯拾皆是的大量歷史文獻和文稿，按照時間流向串聯起來，仿佛一幅悠長的歷史畫卷在讀者面前徐徐展開，真實而又精致。”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均十分重視對史料的占有，并把史料看作研究歷史的前提與依據，反對脫離史料空談結論的做法。司馬遷在《史記》中曾援引先賢孔子的說法：“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術之路其源有自。

以這本講義為藍本，經過不斷豐富發展，《中國法制史》第一卷出版，繼而精簡歸納，被選定為20世紀80年代我國高等學校統編法學教材。

張晉藩作為主編為此傾注全部心力，成書之際，他不禁揮筆寫下“萬頃洪波水接天，白帆點點打漁船；男兒當奮擒鯨志，慷慨高歌碣石篇”以明心志。這本教材影響深遠，既成為不少法學學子的入門教材，又榮膺司法部“優秀教材獎”，更創下連續印刷50余萬冊的法律學術著作發行紀錄。

此后，通過對史料的窮盡式考據與系統性整合，張晉藩開創性確立其在中國法制史領域的里程碑式突破——以確鑿史料論證了中國古代法律體系“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特點，證偽了西方學界認為“中國只有刑法，沒有民法”的片面觀點。

時間回溯到1983年8月，在第一屆法律史學會年會上，張晉藩作為參會代表發表重要觀點：“中國古代沒有獨立的民法典不代表沒有獨立的民法。此前西方學者廣泛認為‘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提法，應改為‘民刑有分，諸法并存’，二者不應混同。”

這一觀點引發強烈反響，自然也包括一些反對聲音。在一次中國與意大利聯合主辦的國際法律史研討會上，一位國內青年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契約關系，因而也就沒有民法。”

張晉藩告訴記者，“我建議他多看看一手史料。比如商周時期，許多買賣、借貸、交換的契約就被鐫刻在古代的國家重器——青銅器上，這不正是合同的雛形嗎？其實不用翻得那么靠前，《唐律疏議》里就說得很清楚了。”當時主持會議的意大利學者對張晉藩的觀點表示贊同。

隨著研究的深入，1985年，張晉藩在《政法論壇》發表《論中國古代民法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提出了中國古代民事立法的主要發展階段和時代特征。1988年，他又發表《再論中華法系的若干問題》，繼續闡發與完善這一觀點。至1999年《中華法制文明的演進》一書出版時，“‘諸法并存，民刑有分’，已被學術界所廣泛接受。”張晉藩欣慰地表示。

張晉藩與夫人林中教授。

　　《中國法制通史》：“世紀之書”“爭氣之書”

中國法制史的理論框架從講義撰寫、論文發表開始逐步形成，與此同時，編一部《中國法制通史》的構想也在張晉藩心中萌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學術研究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中國人民大學法制史教研室學術活動蓬勃開展，甚至邀請到民國奇案之一“楊三姐告狀”中的當事人楊三姐來校分享親身經歷，以供師生討論法制史相關問題。

各專業領域與不同國家之間的學術往來日益頻繁，以日本為代表的法制史學者也開始逐漸融入這一交流大潮，開展交流合作。1978年，日本法制史學者滋賀秀三、島田正郎來華訪問，1979年，美國學者愛德華茲與藍德彰亦相繼來訪，均與張晉藩先生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但是，有一個細節卻深深刺痛了張晉藩：這些外國學者透露，1979年以前，全球已召開過三次中國法制史國際研討會，日本、美國、意大利學者均有參加，卻從未邀請中國大陸學者。他們不知國內還有張晉藩這樣的法制史學者，更無從了解國內的學術研究水平。談及此事，張晉藩很是失落，他深刻意識到，作為中國法制史學發源地，我們的研究卻落后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盡管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法制史的熱忱值得鼓勵，但“作為中國人，我們更應深切感受到肩負的責任與使命。”張晉藩的話語中帶著堅定。

為扭轉這種局面，張晉藩倡議集全國之力編寫多卷本《中國法制史》，把中國法制史學的研究中心牢牢地錨定在中國。當年他的陳詞至今依舊振聾發聵：“編寫多卷本是法制史學者的歷史使命，如果讓我們的后代到國外去學習中國法制史，豈不是我們的罪過！”

隨后，他立即著手撰寫建議報告，并列出十個專題，希望以此作為編寫此書的基礎框架。

然而，萬事開頭難。1980年首次編寫工作會議有二十余人參與，但資料多有散失，工作開展舉步維艱。

轉機出現在1985年，該課題得到國家社科基金10萬元資助——這在當時可謂一筆巨款。有了前期準備與經費保障，張晉藩信心倍增：“我們支出其中9萬元用以研究，剩下1萬元存在賬上，留待成功之時，在人民大會堂開首發式！”

正當編寫組工作有條不紊推進之際，新的挑戰接踵而至：這部鴻篇巨制規模龐大、周期漫長，彼時還遇到出版社改革，導致書稿出版陷入僵局。三部已完成的書稿積壓在張晉藩手中，研究工作被迫中斷。1997年，他找到法律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賈京平，希望將已成熟的三部書稿發行出版。“賈社長思考了一下，問我能否一次性出版十本全集，這樣影響大，我大喜過望。”每每憶起當時場景，張晉藩依然會很高興。

經歷漫長編撰過程，其間有一位分卷主編過世，另有兩位分卷主編退出，團隊需要重新組織。所幸他已培養出十余名博士生，作為新生力量加入這一學術工程。

1998年11月，這部耗時近19年、長達五百余萬字的《中國法制通史》十卷本終告完成、出版面世，張晉藩最初的設想也終于成為現實。為了慶祝全書出版，他兌現了“諾言”，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首發式，與會的中外學者盛贊此書是“世紀之作”，更是一套“爭氣之書”。

2000年，三位法制史學研究者訪問意大利名校比薩大學時，將這套巨著作為給當地學者交流的“學術禮物”。自此，《中國法制通史》多卷本蜚聲海外。

歷時十九載，其間甘苦不足為外人道也。“如編寫力量的組織、經費的籌措與分配、出版的奔走與要求等，都充滿意想不到的困難，如果稍微動搖，這部書就成為泡影了。驅使我為此書堅持不懈奔走呼號的，恰是根植于心的歷史使命感。發展中國法制史學是我們肩上的共同責任。我個人無論治學、做事皆秉持此道，始終葆有審慎的使命意識與鍥而不舍的韌性品格。”張晉藩這樣總結。

　　將治學之道融入育人實踐

這套巨著之后，張晉藩又主持編撰了《中華大典·法律典》《中國少數民族法史通覽》等叢書。每一部著作，都堪稱艱難的開創性工作，其對史料整理的全面、精細在字里行間展露無遺。以法律典的《訴訟法分典》為例，這本書收錄了清代檔案中的大量“堂批”，對于歷史學、法制史學研究來說，都是彌足珍貴的資料。

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廣闊的學術視野，亦浸潤于其育人之道中。1983年7月，張晉藩正式調入中國政法大學主持研究生院工作。“兼容并包有利于啟發學生的智慧和分辨能力，所以，我通過組織導師組，一展各家之所長，使學生接受多方面教誨。”張晉藩告訴記者，他積極組織校內外教師建立導師組，以加強指導力量。當時為研究生們聘請的校外導師，幾乎涵蓋了我國高校法律專業各學科帶頭人，其中包括北京大學王鐵崖、張國華、王永興、蒲堅，中國人民大學孫國華、高銘暄、佟柔、曾憲義等等。

良師之為良，尤在于助學生鑄就嚴謹的學術思維與“獨立思考”之能。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教授顧元告訴記者，“文章不寫一字空，是先生念茲在茲的教導，先生治學特別強調創新，主張‘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要開風氣之先。”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副教授張京凱，對先生晚年仍時常召集博士生“讀論文”的場景記憶猶新：“先生罹患眼疾后，‘改’論文變成‘讀’論文，依然逐字逐句，手把手指導修改。”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陳景良1984年考入張晉藩先生門下，他清楚記得，張晉藩培養學生才識的兩項獨特方法：其一，要求學生廣讀博覽，不僅要讀專業之書，還要讀鄰近專業及其他專業的書。對非專業的書，先生要求瀏覽快讀，以開拓視野；對本專業名著、典籍，先生則要求學生必須讀而有思，思而有感，感而有發，寫出讀書札記，并在每星期聽先生授課時依次發言；其二，先生在講課時設一題目，然后辯難，爭議激烈處，先生也常常直接參與其中，最后由先生總結點評，若仍不同意先生之意見，可在會后再行交談。

治學途中，每逢陳景良困頓無措之際，身為人師的張晉藩自有破解之策。“先生曾把他珍藏了數十年、用一大牛皮信封裝著的幾十張紙條交給我，封面赫然寫著四個大字：法史偶思。啟開視之，紙條顏色不一，大小相雜，有的是稿紙，有的是信紙，還有兩張醒目的紙條，一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介紹信，一是蘭州飯店的菜單，它們的背后密密麻麻地寫著先生讀史的片思與心得。原來這些都是先生在外出旅行的茶余飯后，對法史進行思考的記錄。我想，這片片小紙如同天空中的朵朵云霞，一旦匯入先生的大手筆，將悄然蔚出。一篇篇大文章就是從這不經眼的小紙條里誕生的。”

今天，已是?鮐背之年?的張晉藩，仍然堅守在教書育人第一線，帶領研究生持續開展法律史相關的開創性工作，分秒必爭。他的新愿望是與法律史學界同仁們一道，編一套中國古代教育法律史。“今天，我們后輩人才充足，一代代學生茁壯成長，這套書編起來難度不大。”談到此處，張晉藩當年“留待首發式”的勇氣依舊磅礴浩蕩。

先生的記憶力極好。他清晰記得從東北輾轉北京求學的種種不易：先考入北京外國語學校（北京外國語大學前身），報到后第三天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進行思想學習，后經原“中國政法大學”轉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又因成績優異分配至該校攻讀研究生并留校任教。

他深情述說當年之美味：到北京求學后，第一次喝到了西紅柿雞蛋湯；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后，面對很多南方同學吃不習慣的高粱米飯，他卻從不挑食，甘之如飴；更難忘在中國人民大學開學典禮上，劉少奇同志語重心長的囑托：同學們，國家困難的時候，你們在這里讀書，吃小米，國家情況好轉的時候，你們要出去工作……所以，諸君一定要珍惜時間、努力學習。

時光荏苒，對張晉藩而言，最珍貴的記憶始終是76年前開國大典時那個清涼的下午，他與同學們滿懷喜悅地參加群眾游行，每一步都踏著對新中國無限的向往與期待。

75年后，2024年9月，張晉藩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又一次來到人民大會堂接受嘉獎。19歲時懵懂稚嫩的他或許未承想到，95歲的自己能取得如此卓著的學術成就；而95歲的他，也會懷念19歲時躊躇滿志的自己。張晉藩說：“衷心感謝黨和國家的無私關懷和培養，使我在求學路上能不斷克服困難、探索新路。”

而在慶典活動現場，一支動人的歌曲令他再次回到青年時代。1951年9月，他結束在綏遠地區（今呼和浩特）實踐調研回到北京，在廣播上，他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此后，在學術道路上，每每遇到欣喜時、挫折處、轉折點，這首歌曲的旋律總會在他腦海中回蕩：“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么響亮……”

（本版圖片由中國政法大學提供）

《光明日報》（2025年05月2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