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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2014年至2015年，媒體曝光的校園欺凌/暴力事件共43起。其中，2015年3月以來就有26起，發生地從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到欠發達的廣西、云南，從東北遼寧，到南端省份海南。

曾經作為欺凌者的劉博說，外貌、成績等不是他欺負別人最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被欺負者的性格不太合群，或者自己不認同。“一般學生沒人欺負，容易被欺負的是那些讓我們感覺有點‘假’的人。”但他對“假”并沒有明確定義，僅僅是“說話方式讓我不喜歡”，或“看起來很不順眼，很欠扁”。

校園欺凌現象的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多位專家表示，除了青少年自身的成長特點，校園狀況是外部社會的縮影，是成人世界的映射，更是教育環境的直接反映。

“最直接的原因是，孩子們成長過程中，沒人教他們如何應對、處理孩子之間的沖突，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對待自己情緒的宣泄，最終選擇了暴力這種方式。”

而與其他國家相比，應對校園欺凌，中國的意識遠未系統化。“事實上，校園欺凌、留守兒童、流浪兒童等問題，都是整個兒童保護系統的一部分，中國目前還沒有從制度層面形成一個兒童保護體系。”

應對校園欺凌，

中國的意識遠未系統化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馬婧

本文首發于2015年7月9日總第715期《中國新聞周刊》

5月15日，山東省蘭陵縣的8名中學女生對蘭陵縣實驗中學一位初一女生進行群毆，她們效仿網絡中的打人視頻，將打人過程拍攝下來并上傳網絡。

5月11日，江蘇省4名女生把一名17歲女生帶至賓館內，將其衣服扒光并進行毆打，并將現場照片上傳至QQ空間。

6月10日，南京一名初中生被高年級學生索要錢物，拒絕后遭到毆打，后被拉至廁所并被強迫吸食大便。對方還用手機拍下毆打和侮辱他的過程并發送給其他學生和學生家長。

據統計，2014年至2015年，媒體曝光的校園欺凌/暴力事件共43起。其中，2015年3月以來就有26起，發生地從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到欠發達的廣西、云南，從東北遼寧，到南端省份海南。

“校園欺凌，不是指你和我因為什么矛盾打了一架，而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對他人實施的肢體、言語或精神上的傷害和攻擊。”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童小軍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所以校園欺凌不只是肢體上的暴力行為，有些非肢體的欺凌對孩子的傷害也很大。”

心理學上將校園欺凌分為直接欺凌和間接欺凌，其中直接欺凌包括肢體欺凌和言語欺凌，間接欺凌則指通過散播謠言、利用人際關系、煽動他人惡意對待等方式，將受欺凌者排除在某個團體之外。隨著網絡的普及，以將欺凌視頻或受欺凌人的行為公布在網絡上為特征的網絡欺凌也成為一種主要方式。

中國尚沒有針對校園欺凌的全國性調查

校園欺凌不是中國的獨有現象，而是一個在世界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普遍存在的現象。

1983年，挪威的全國性調查顯示，7~16歲的學生中，15%的人與欺凌行為有關。

2011年，美國約瑟夫森青少年倫理品格研究所發表了一份關于美國高中校園欺凌行為的研究報告，結果顯示，50%的學生承認在過去的一年里欺負過別人，47%的學生在過去一年里被以非常令人難過的方式欺負、取笑或者嘲弄過，10%的學生在過去一年里至少一次帶武器到學校。

2015年6月5日，日本政府公布的《兒童和青少年白皮書》顯示，日本校園欺凌現象普遍，在為期6年的追蹤調查中，近九成學生曾遭遇校園欺凌，形式包括集體孤立、無視、說人壞話等。調查顯示，從2007年小學四年級到2013年度初中三年級的6年間，只有13%的學生表示從未遭受校園欺凌，從未欺負過他人的學生也只占12.7%。

中國的校園欺凌整體現象情況如何？《中國新聞周刊》訪問的近十位相關專業人士均表示，中國尚沒有專門針對校園欺凌的全國性調查，現有調查多是學者或相關機構在特定區域內進行的，其目的多是為了針對一個項目和課題收集數據。

一個范圍相對較大的調查發生在2002年，山東師范大學心理學教授張文新等人針對山東省9205名城鄉中小學生作了校園欺凌現象的專門調查。調查顯示，近五分之一的被調查者有欺凌或被欺凌問題，1371（14.9%）名學生自認為受欺凌者，227（2.4%）名學生自認為是欺凌者。研究還發現，在小學和初中階段，直接言語欺負的發生率最高，其次是直接身體欺負，間接欺負的發生率最低；小學和初中男生受直接身體欺負的比例顯著高于女生，直接言語欺負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隨著年級的增長，欺凌行為會有所變化。年級越高，采取語言欺凌的人數越多。

廣州市海珠區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服務平臺——“青年地帶”，曾在2014年對海珠區三所初中的初一新生展開過校園欺凌的現狀調查。在1447名受訪者中，有23.7%的學生表示，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曾受同學的欺凌，有192名同學受到一次以上的欺凌。

2015年上半年，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社會工作專業本科生曾寶怡在廣東東莞市某中學實地調研，針對校園欺凌做了專門的問卷調查和個別深入訪談。根據她的調查結果，在隨機抽取的300名學生問卷調查中，有57人被同學指認為或自認為是欺凌者，其中，欺凌他人次數一周一次的占

43.8%，有23.4%的人達到一個月兩三次。

曾寶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初中時，她也曾為校園欺凌所困擾。“初二下學期，我臉上突然長了很多青春痘，班里同學給我起各種外號，比如叫我‘豬扒’。”她回憶說，一個男生帶領其他男生，在她面前像遇到瘟疫一樣故意逃走，女生則在旁邊偷笑，“那幾個月我覺得上學好痛苦”。

曾寶怡將此事告訴了家人，并得到了安慰和鼓勵，后來，欺凌者也轉了學，事情漸漸平息。上大學時，曾寶怡選擇了社會工作專業，并將初中生的校園欺凌行為現狀研究作為本科畢業論文的主題。“沒有做欺凌課題的時候，我覺得過去的那段經歷是很難堪的，無論如何都不想提起。現在我已經走出來了，我也想幫助其他人擺脫校園欺凌。”曾寶怡說。

隱秘的、幫派化的成人社會的映射

多位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媒體所曝光的欺凌事件，通常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長期隱秘進行的，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才進入公眾視野。

“隱秘性是校園欺凌的一個突出特點。”童小軍分析說，校園欺凌多發生在樓梯拐角、廁所、寢室或上下學路上，這類環境幾乎沒有外力控制，青少年很容易在情緒失控的情況下做出非理性行為。

校園欺凌還呈現出校園幫派現象。一些幫派僅由在校學生構成，他們出于對社會幫派的好奇和自我保護的需要，自成一派；另一些幫派則極為復雜，不僅有不同年級的學生，還有成人勢力等。

廣州海珠區“青年地帶”的調研結果顯示，在初一新生中，有4.9%的同學表示，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有同學仗著黑社會的勢力欺壓自己；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針對西部某地級市進行的全市抽樣調查發現，學校里“大同學欺負小同學”現象的占51.3%，“有拉幫結派打架斗毆現象的”占36.3%，有“勒索錢財現象”的占22.5%；《中國青年報》200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中學生有25%的男生有意加入幫派，還有4%的女生有意加入感興趣的“組織”。

“青年地帶”助理社工主任郭欣欣分析說，幫派的存在，為青少年欺凌行為提供了客觀條件：幫派成員被欺負，幫派會團結一致，為其“報仇”；幫派成員欺負別人時，其他成員也會尾隨。

畢業于四川省某重點中學的劉博（化名）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了他在中學時代經歷的校園欺凌事件。初一下學期開始，劉博和班里6名比較叛逆的男生結成幫派，“當時古惑仔一類電影看得多，學校里看起來比較‘大哥大’‘大姐大’的人就會拉幫結派。”

劉博所在的初中和高中都是重點中學，但仍然存在很多幫派，幫派間還有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幫派中某位成員單獨遇見另一個幫派中的多位成員，便會淪為被欺凌者。劉博就曾在一次午休時被另一幫派圍毆，后來，劉博所在的幫派又為他報了仇。但十年后的今天，這些互相打架的人都成了朋友。回想中學時期的經歷，劉博的評價是“莫名其妙”。

郭欣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幫派中通常有個帶頭人，幫派成員集體活動時需要吃喝玩樂的經費，無法從家長那獲得，他們便通過勒索同學，或要求幫派新人交納“會費”的方式獲取。有的幫派要求成員如果退會，也要交納“退會費”。郭欣欣在駐校服務中，就發現了一個男生李亮（化名）被同學拉入幫派組織，每個月從家里偷錢上繳會費，繳納“會費”后幫派便保護其不受欺負，這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勒索。

校園欺凌現象的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多位專家表示，除了青少年自身的成長特點，校園狀況是外部社會的縮影，是成人世界的映射，更是教育環境的直接反映。

“最直接的原因是，孩子們成長過程中，沒人教他們如何應對、處理孩子之間的沖突，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對待自己情緒的宣泄，最終選擇了暴力這種方式。”童小軍說。

在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寇彧看來，家庭中專制、放任的教養方式最有可能造成學生的不良行為，孩子既模仿父母的攻擊行為，偶爾做出越軌行為也得不到有效糾正，久而久之，欺凌者習得了攻擊和傷害行為，被欺凌者習得了逆來順受的應對方式。

曾寶怡為畢業論文進行的深入訪談證明了寇彧的觀點。她在與被指認或自認為是校園欺凌者的對話中發現，這些孩子的父母都有對孩子的打罵行為。一位來自單親家庭的男生對她說，“我爸常跟我說不要讓人覺得我好欺負，要做男子漢啊！”因此，即使別人只是不小心碰到他，他也會展開長達一個月的語言欺凌；另一位欺凌者和哥哥就讀于同一所學校，在哥哥的包庇下，這名男生肆無忌憚地辱罵同學。

而學校則多在欺凌行為發生后才介入。在郭欣欣的觀察中，學校采取的處理方式也很傳統，以批評、處分欺凌者為主，沒有試圖了解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關系，以及欺凌行為背后的故事，甚至在某些學校，老師也用打罵的方式教育學生。“多數中國學校還沒有一個正確的態度和機制來面對這種事件。”

欺凌者、受欺凌者和旁觀者

在寇彧看來，無論是校園欺凌者，還是受欺凌者，多少都有些顯性特征。欺負者通常在同齡人中身材較強壯，也更成熟，而受欺凌者則相對弱小，比同齡人略顯幼稚。最容易成為受欺凌者的，是班級里“被拒絕的學生”，他們通常課間時也一個人待著，明顯缺乏必要的社交能力，或內心有些自卑。

劉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曾長期欺凌一個男生，就是因為其身材矮胖，同學們都叫他“小胖墩”。劉博常在午休時把“小胖墩”拉到樓梯拐角，先是罵，接著打，一般持續5至10分鐘。此外，他們也會故意扔他的書包，往他課桌上灑水。最終，“小胖墩”轉學離開了這所學校。

不過劉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外貌、成績等不是他欺負別人最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被欺負者的性格不太合群，或者自己不認同。“一般學生沒人欺負，容易被欺負的是那些讓我們感覺有點‘假’的人。”但他對“假”并沒有明確定義，僅僅是“說話方式讓我不喜歡”，或“看起來很不順眼，很欠扁”。

另一個曾參與過口頭欺凌行為的女生也向《中國新聞周刊》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她上小學時，班里一位女生學習成績很好，很受老師喜歡，但在同學間人緣很差，大家認為她很“假”。于是班里多數女生結成一派，對其孤立。“我們故意不帶她玩，比如大家一起聊天時，她一過來我們就不說了，或者她經過的時候故意說些不好聽的嘲諷的話。”

但也有專家認為，欺凌者雖然多有攻擊和傷害的習慣，但不是一無是處，往往具有一定社會技能，在同學中更有號召力和組織力。他們缺少的是獲得成就感的機會、處理負面情緒的能力，有的還缺少同理心。

在欺凌者與受欺凌者之間，是旁觀者。這個群體龐大而不受注意，卻是校園欺凌行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郭欣欣在廣州海珠區的校園工作中發現，如果旁觀者對欺凌行為默不作聲，或者叫好，就會助長欺凌者的行為，導致欺凌現象越來越多，旁觀者本身也可能轉變成受欺凌者。如果旁觀者能夠給予受欺凌的同學以支持，欺凌行為再次發生的概率就會減少。

曾寶怡也在調查中發現，有的孩子既是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而在這種轉換中，起關鍵作用的是旁觀者的無動于衷，使欺凌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

她對一名初三男生印象深刻。當問及為何欺負別人時，男生忿忿不平：“我欺負那些人算什么，你不知道我以前被欺負成什么樣。”他說，初一時，他幾乎每個星期都會被高年級的同學拉到廁所里脫褲子，有時候被高年級學生勒索要錢，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同學給予幫助，甚至有人圍觀起哄。升入初三后，他便將自己的遭遇應用到別人身上，轉變成一個欺凌者。

中國欠缺一整套兒童保護系統

“所有事件顯示，我們對家庭和校園里一些常見問題太缺乏意識了。”童小軍說，“曝出來一件事，大家便只關心這一個問題，所有的看法都是支離破碎的。事實上，校園欺凌、留守兒童、流浪兒童等問題，都是整個兒童保護系統的一部分，中國目前還沒有從制度層面形成一個兒童保護體系。”

美國的校園欺凌現象也很嚴重，但社會對這一現象給予極大關注。除了聯邦和各州政府加強立法外，還要求各學校為學生提供舉報校園欺凌事件的渠道，并對欺凌者及時采取干預措施。

2013年，日本參議院通過《欺凌防止對策推進法》，此外，文部科學省增加了學校輔導員和護理員的數量，擴充學校咨詢機構及校園社會工作者的規模，并設置24小時不間斷服務咨詢電話，以幫助學生處理各種問題。

澳大利亞專門建立了政府組織和網站，幫助學校解決欺凌現象，同時將反對欺凌、騷擾、歧視、暴力的教育列入教學大綱。每年三月的第三個星期五，是國家命名的“反欺凌日”。

“很多人說中國有《未成年人保護法》，但立法其實僅僅是這套系統的第一步。”童小軍說，“這套系統不僅要有立法，還需要一個龐大的專門做兒童保護工作的社工隊伍。”

童小軍介紹，美國的中小學均需有駐校社工，如果社工人員不足，也可由護士或心理醫生替代，但必須接受專業的兒童保護工作訓練。“兒童保護要由專業兒保社工來做，試想，如果學校老師出現了打罵學生的情況，學生敢去找其他老師尋求幫助嗎？但如果孩子向兒保系統尋求了幫助卻沒有得到解決，就要向兒保社工和所在機構追責。”

童小軍還認為，中國學校普遍對校園欺凌行為不愿承認也不愿正視，兒保社工應該由政府強制向學校派駐。她的一個同學曾想到某個學校做相關研究論文，校方的直接反應是：你要揭露我們學校的黑暗面。

但也有些民間機構，開始自發地在中國校園進行校園欺凌行為的干預。

國際計劃是一個以兒童為工作對象的人道主義國際組織。2011年開始，國際計劃（中國）在陜西省4個縣域16所學校中，開展“無憂校園”項目，以減輕校園暴力和校園欺凌行為。國際計劃（中國）的兒童保護項目經理管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應對校園欺凌包括三方面：預防、早期干預和欺凌個案應對，國際計劃的項目主要側重于預防和早期干預，所采取的辦法是在校園里開展反校園欺凌的宣傳，告訴孩子們自我保護的辦法，以及鼓勵學生擁有更多的自信。

每個暑假，項目組還會抽取某個班級的一些學生，舉辦10天左右的夏令營，通過心理干預法，引導學生認識自我、發現自我，教會他們怎樣交朋友，怎樣與他人有效溝通，以及出現暴力沖突時該如何解決。“之所以選擇一個班級的孩子，是希望能夠每次集中改變一個班級的氣氛。”

管楨說，在夏令營里，往往可以通過觀察發現有欺凌或受欺凌傾向的學生，事后通過家訪等方式進行早期干預。該項目還針對老師做應對校園欺凌的專門培訓。

廣州市海珠區“青年地帶”也于2012年啟動了第一期反校園欺凌服務項目。他們與政府合作，對海珠區12所學校每校派駐兩名社工。“國內很多學校都比較避諱校園欺凌話題，但邀請我們進駐學校的領導比較開明，他們不掩蓋，選擇應對，這是項目能夠開展的主要原因。”郭欣欣說。

“青年地帶”十分強調駐校社工與學校老師的不同。“我們強調社工和老師的區別，這是兩個專業、兩種職業。我們會讓學生叫我們Miss或阿sir，而不是老師。”郭欣欣說。

但項目最初開展時，校方對于社工能起到的作用仍有疑慮。被拉入幫派組織的學生李亮成為打開工作的鑰匙。幫派成員借口“帶他去見老大”，逼他回家“拿”錢，被家長發現。李亮陳述了原由，家長立即報警，在社區警察的協調下，雙方家長共同討論解決方案。

“青年地帶”社工主動參與到家長會議中。社工了解到，李亮父母工作繁忙，經常不在家，忽視了孩子的成長。社工將李亮帶入到戲劇表演活動中，經過一段時間磨合，李亮主動要求在戲劇中扮演欺凌者，并且參與度越來越高，也對欺凌行為有了新的認識。之后，李亮結識了新的朋友，并利用周末一起去做志愿服務，和以前的幫派徹底脫離了關系。

目前，這12所學校都提供了專門的社工服務場所——社工站。社工站以綠、黃等清亮顏色為主，設置有圖書閣、桌游區等，吸引學生在課余時間前來。

郭欣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午休和放學后是社工站最熱鬧的時候，孩子們有的下棋，有的玩桌游，更多人在聊天。“很多是他們在班里不方便講的話，社工陪他們聊天，也陪他們玩。”駐校社工的工作還包括幫助召開主題班會，個案輔導，召集由欺凌行為雙方參與的會議以了解其背后的根源，以小組形式培養孩子們處理壓力、應對矛盾的社交技巧，培養自尊感等。

郭欣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應對校園欺凌是一項長期的工作，需要一大批專業人員，同時需要開拓孩子們交流的渠道。“青年地帶”正在籌備開發一個名為“校園零欺凌”的APP，希望能通過新媒體平臺，實現青少年、家長和教師的互動，普及預防及應對校園欺凌的信息，實現對校園欺凌真實情況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