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什么意外，今年9月，趙一蓉將要到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繼續她的學業。

此前的1年多時間，她在廣東汕頭一個希望小學支教，將22歲到24歲——人生最美好的這段時間獻給了這所希望小學的幾十個孩子。

趙一蓉告訴記者，2015年7月，她從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畢業，原本可以選擇在美國一所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她，但她毅然選擇了回國支教，在廣東省汕頭市潮南區紅場希望小學教授五年級英語和六年級語文，同時擔任六年級班主任。

在支教期間，趙一蓉將畫畫引入課堂，還讓她遍布世界各地的同學給孩子們寄明信片，讓他們知道世界的廣闊。4月12日，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趙一蓉不斷強調，她相信讀書可以改變命運。

還有幾個月，她就要離開這所希望小學，趙一蓉希望有“接班人”接過支教的任務。4月13日，她舉行了一場150人參加的網絡宣講會，邀請有能力、有興趣的志愿者過來填補她的空缺。

此后國內知名的支教組織“美麗中國”告訴趙一蓉，今年肯定會派兩個人到她現在正在支教的紅場希望小學，請她可以放心地去哈佛大學繼續學業了。

將畫畫引入課堂

趙一蓉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她剛到汕頭農村時，雖然也做了各種各樣的心理準備，包括從支教組織“美國中國”那里了解了不少情況，但真正到紅場希望小學時，她還是看到了很多之前意想不到的情況。
“我教語文和英語，語文的挑戰多。比如班上學生接觸到的東西少，上課很羞澀，不敢回答，遇到開放性的問題特別畏難。”像大多數支教老師一樣，趙一蓉也經歷了手足無措的階段。她不知道如何與學生們建立互相信任的關系，不過她很快做了各種嘗試，鼓勵他們發言。

“5年級21個孩子，現在只有18個，有些因為搬家，家里因素，和父母出去打工。最開始，21個人沒有人能上80分，4個同學基本不會寫字，除了自己的名字其他基本不會寫。當時很不理解，但現實就是這樣。”
趙一蓉做了很多主動溝通，課上和學生們交流，課下和學生們聊天，也做了觀察，她發現有幾個同學課下喜歡自己坐在座位上涂鴉，甚至有的會用粉筆在黑板上畫畫。她決定讓他們自己制作語文課本，讓把他們對課本課文的理解畫下來。“他們很開心，與我分享。慢慢的他們開始口頭上包括語言文字上都進步。”

因為趙一蓉一個班會教幾個學期，所以她沒有急，而是采用了循序漸進的方式。最開始她讓學生們把自己對課文的理解說的是什么畫下來，后來讓他們嘗試畫插圖，選擇特定部分進行重點了解理解。“之后這學期讓他們做除了對課文的理解，用語言文字的形式寫出來，為什么要選擇展示這個部分，寫的好的地方在哪。或者自己對于作者為何這樣寫的想法。”

孩子們與自己的課文插畫作品。

“很明顯，沒有那么害怕語文，起初特別怕，從表情上看出來。”趙一蓉可以欣喜地看到學生們的進步。

孩子們學業的提高同樣體現在了分數上。“現在18個人平均分達到60多，90分以上平均一次考試有3-4個，不識字的同學雖然考的分數不是絕對高，基礎差，但我有幫他們做課下輔導，一個字一個字地教，差不多現在能寫兩百個字。”

明信片寄來夢想

到汕頭紅場之后，和趙一蓉想象的不同的地方有很多，“比如，我們這的孩子，我會跟他們說我不是這的人，我是桂林人，回家的時間花掉大半天，他們對這個沒有概念 ，會說：‘桂林這么遠是不是和水頭一樣遠（旁邊的一個鎮）？趙一蓉說孩子們并沒有距離的概念。

趙一蓉在她支教的第一學期期末時，通過美麗中國聯系了幾個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大學生，讓他們給她的學生寄來了大概50張左右明信片，明信片上寫了一些對學生們鼓勵，還有他們自己的故事分享。她還邀請她大學的朋友，一個日本和一個印度的朋友親自到紅場希望小學，日本朋友教孩子們折紙，教學生做手工，“學生會意識到日本的文字和我們的很像，長得也像，對世界有多元的認識，更立體形象。”

趙一蓉說孩子們后來跟她分享，印度老師來了之后，發現原來印度人吃飯的方式、生活習俗、食物等和我們有很大差別。“通過這些事情，他們能更加包容，更理解原來有些人和我們不同。原來對美國在哪沒有概念，現在至少四個同學告訴我他們想去不同國家讀書看看風俗文化，希望學好英語。”

除此之外，趙一蓉也特別注意了解每一個孩子，甚至他們的家庭。比如有一個男生，他自己的成績、學習基礎比較好，趙一蓉在了解完他們家庭情況后，鼓勵他的家人支持他繼續讀書，爭取在學業生涯上走得更遠。

趙一蓉也會讓學生們談談夢想，“比如有些人想當老師科學家醫生，這些非常好，但想做到這些必須有充分的教育儲備。也有一些人夢想當廚師裁縫，也很好，教育最大的意義在于能夠給你思考和選擇的機會。”

有蚊子老鼠，也有感動

初入山區，趙一蓉感覺基本生活沒問題，但會遇到其他問題，比如山里蚊子多，有老鼠，有很多現實的需要她自己去解決。她調整心態，嘗試了各種方法找出了防蚊防蟲防盜的方法，讓她生活的環境比較舒適。
“面對這些，抱怨消極的心態沒有用，只能看有什么方法讓自己更舒服。”

趙一蓉面對的困難還有語言不通，“在廣東汕頭這邊，特別明顯的可能是語言上的問題，潮汕話，最開始完全不懂，現在好一些。學生會告訴我常見詞語用潮汕話怎么說，在我面前主動講普通話。當地老師也是，對我很照顧。”

支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讓趙一蓉特別感動的事情。

八月底九月初，學校剛開學，當趙一蓉還在適應階段，“第二周九月十號到教師節，沒有注意這件事，剛好認識完學生，他們沒說，私下準備了教師節禮物。一個很羞澀的女生，開始不敢直面和我說話。但那天她去山上采了幾朵好看的花，低著頭羞澀地對我說老師節日快樂。”

“大家會覺得支教是在奉獻，在做事，但我真實的感受是和學生在一起成長，我能學到在其他工作崗位上學不到的東西。”趙一蓉覺得這是給她的一個機會，能夠讓她更加的了解自己和了解她所在的農村。

有一個和趙一蓉一起支教的女生，也是從國外留學回來，她是潮汕本地人，抱著一種反哺心態來支教，做決定時她的爸爸不支持，覺得既然留學為什么要回到農村來教書，后來她做了一件事，寫了一封一萬字的信給了父親說服解釋，最后讓他們理解支持。

趙一蓉覺得很幸運，她的父母很開明，支持她選擇的事情。趙一蓉說，她的父母就曾經被讀書改變過命運，“因為我父母小時候在農村長大，他們知道教育能夠改變人的命運，他們相信我做的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

趙一蓉希望更多人的命運可以靠讀書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