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過去了，可那候在復旦校門口的身影，依然那么醒目。

1959年，我從復旦中文系畢業留校任教，課余寫了幾篇文章在解放日報《朝花》副刊發表，不料引起編輯張友濟先生的關注。他打電話說要來看我，約定第二天上午我課后在復旦校門口見面。第二天下課后我趕到校門口時友濟先生已經等在那里了。那時我初出茅廬，乍一見到報社的大編輯不免有些惴惴，友濟先生卻一下熱情地握住我的手說：“你這么年輕，真是后生可畏呀！”他時當中年，瘦瘦的身材，黑黑的皮膚，眼鏡后面的雙目卻炯炯有神。他和我在校園里邊走邊談，問了我一些情況，對我那幾篇稿件發表了一些意見，勉勵我結合教學中的問題和社會文藝的狀況，多寫點文章，促進新文藝的發展。臨別時，他握住我的雙手，大聲說：“好好干！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我望著他那漸漸遠去的身影，心中充滿感動和力量。

過了不久，友濟先生瘦削的身影又出現在復旦校門口。這次他是來向我約稿的。當時為了貫徹雙百方針，促進社會主義文藝發展，報社要組織一些文章，友濟先生就來找了我。他向我介紹了當時文藝界的情況，給我提供了一些參考資料，鼓勵我暢所欲言，大膽發表意見。我聽著他的諄諄教誨，真像上了一堂課。“我等著你的來稿！”他又有力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匆匆而去。

我第三次和友濟先生在校門口會面，是在春天的一個上午。報社要開一個青年作者座談會，他來邀請我參加并和我商量發言的事。他談起文藝隊伍的建設問題，說到有些文藝青年“才”是有一點的，但“德”卻不怎么樣，腦子里想個人名利多，想國家社會少，這怎么能適應社會主義文藝的要求呢！我接口說：“看來得建設一支德才兼備的文藝隊伍。”他拍拍我的肩膀：“是這樣，這次開會就想議論這個問題。你好好準備準備，談談這方面的體會。”說完了，他又準備走了。幾次見面，來去匆匆，這回我無論如何要請他吃了飯再走，于是拉他去學校附近的來喜飯店午餐。飯后我連稱怠慢怠慢，友濟先生微笑著說：“回鍋肉和麻婆豆腐都不錯，是四川味道。”然后停頓一下，“我等著聽你的發言”，丟下這句話，就匆匆走了。

一個資深的大編輯，對一個剛剛提筆的青年作者，主動、熱情、不憚勞煩地一再關注，這對我個人來說，是極大的幸事。我剛剛涉足文壇，便遇見這樣的良師益友，遇見這樣的引路人，對我后來的成長發展發生了不可估量的促進作用。倘從編輯和作者的關系來看，這表現了新時代新社會的一種新風尚。兩者沒有私利的考量，沒有庸俗的交易，秉持共同的社會責任，懷抱共同的理想，因而相待以誠，相濡以沫，這種風尚推衍開去，則國家幸甚，社會幸甚！

不管多少年過去，張友濟先生那候在復旦校門口的高大身影，永遠定格在我的心里。（吳歡章）